在市场、资金和劳动力初步具备的条件下，资本主义萌芽了。资本主义最初是从农村工业中萌芽的。农村商人以提供原料或生产工具的方式，控制农民的家庭手工业，有的进而出资招募农民或手工业者，开办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工场。一般说，明治维新以前，资本主义生产还处在资本主义家庭工业的阶段，但在绵织、丝织、造酒、制酱、陶磁、采煤等主要产业部门中出现了手工工场，并且在有的地区有的部门中手工工场占据了主要地位。
    但是必须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进展迟缓，似乎与十八世纪尤其是十九世纪前半期近代化条件的成熟程度不成正比。这是因为幕藩体制严重束缚和压制着新生产方式的成长。特权商人堆金积玉，然而身份低下，领主随时可用一纸命令剥夺其财产。他们养成了“不化越宵之金”的人生观，纵情遊乐于花街柳巷，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的财富并未转化为资本。农村商人一身数任，既是资产阶级，又是地主富农。由于幕藩领主竭力限制和统制商品生产，资金积累困难，自由劳动力无保障，他们总的趋势是向寄生地主和商业高利贷资本发展。因此，变革幕藩体制是刻不容缓的历史任务，否则已经萌芽的新生产方式将被幕藩体制所扼杀。
    开国的影响1853年柏利扣关和安政年间幕府被迫与欧美列强缔结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结束了二百多年的锁国制度。
    开国意味着日本被强制地编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开国的影响有消极的方面，也有积极的方面。消极的方面是，开国打乱了日本历史前进的步伐，引起了日本社会的混乱。这主要表现为：一、日本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的严重危险。以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和最惠国待遇为主要内容的不平等条约，严重地损害了日本的主权。贪得无厌的欧美列强利用幕府软弱无能，制造借口，攫取了驻军横滨、降低进口关税等新的特权，并且粗暴地干涉日本的内政。而幕府为了维持日益动摇的统治，不惜以采矿权、筑路权等国家主权做交易，换取列强的支持。甚至在其行将灭亡的前夕，还妄图投靠法国，充当买办政权。二、幕藩体制的经济调节机能陷于瘫痪。开港后，对外贸易骤增。对外贸易受外国商馆控制，他们通过日本代理人直接与产地挂钩，形成了新的出口贸易渠道。生丝的大量出口，使价格猛涨，丝织业奄奄一息；质优价廉的进口棉布则排挤着棉织业；日本的原有产业急待改造和重建。幕府企图恢复特权商人对全国流通机构的控制，但是毫无成效。为了堵塞因日本金价低于国际价格所造成的黄金急剧外流，幕府决定减少含金量，改铸和增发货币，结果更加剧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经济失控使广大农民、城市公民、下级武士以至豪农豪商困苦不堪。三、幕府垄断政治的局面宣告结束。独揽外交大权的幕府对美国的开国通商要求，束手无策，不得已打破祖法，上奏朝廷，下问大名、武士以至浪人、町人的意见。从此，被幕府强制“以才艺和学问为第一”的天皇和贫卿侧身于统治核心的行列，被排斥在中央政府之外的外洋大名也获得了政治发言权。豪农志士投身于政治活动，下级武士不满幕府屈从欧美列强的开国政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处士横议”的局面。农民起义也带有了政治色彩，起义农民通过大明神、弥勒转世等宗教形式，表达了他们渴望“改造世道”的朦胧的政治要求。
    开国的积极影响是带来了先进的欧美资本主义文明。1854年柏利第二次到日本时赠送了火车模型和电讯机等礼品，并当场进行了载人运行和通讯试验，使观者惊异万分。开国后幕府建立了洋书调所，翻译出版西方书籍，培养英语、法语等洋学人材，并先后七次派遣使节或其他官员出访欧美各国，四次派遣留学生到荷、俄、英、法等国进修深造。幕藩领主主要从加强军备的目的出发，引进与军事有关的科学技术，但是建立了日本第一批近代工业，如萨摩藩的集成馆、幕府的横须贺制铁所等，为日本近代科学技术奠定了基础。随着幕末政治斗争的展开，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人文社会科学也开始被介绍到日本。先进分子从中国学者的著作和汉译西方著作如魏原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丁韪良的《万国公法》、裨治文的《联邦志略》等，了解和摄取了西方的政治社会思想，作为变革幕藩体制的思想武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大盐起义只是提出了恢复“神武天皇政道”这个含混的口号，而六十年代的倒幕派明确地以“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作为自己的纲领。由此对比可知，开国对先进分子思想的成熟所起作用何等之大。
    总而言之，开国暴露了幕府的外强中干，激化了幕藩体制的各种矛盾，加速了革命主体力量的形成，从而使变革幕藩体制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