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贬低经济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韦伯又突出了政治和宗教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在研究古代文明时，韦伯运用了他最为广泛采用的观点，即认为“政治的历史重要性超过经济因素”。他以斯巴达等古代城邦和游牧民族的纯粹军事行动为例，说明“军事共产主义”对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他还在研究古代社会时总结道：“远为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日耳曼和地中海史前史的古老的社会演进，主要地是由政治决定的，部分地是由宗教决定的，并不是主要由经济来推进。经济的变化必须更多地作为一种结果和历史发展的副现象来考虑，如果你要用最时行的观点，那么只能作为前者（政治）所起的‘作用’来研究。”（20）韦伯强调政治因素的历史重要性，是与他历史发展的复合原因论紧密相联的。
    在整个宗教社会学中，韦伯都集中研究宗教信仰与经济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早期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主要是探究这样一个问题，即因新教的产生和发展而引起的宗教伦理的变化，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建立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即在实现合理性的原则中起了何种作用的问题。韦伯研究这一问题的目的，在于试图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关系决定社会意识形态这一原则的论据不足，力图证明正是新教伦理演化而来的资本主义精神和宗教信仰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强调宗教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在《新教伦理》第二章，韦伯以17世纪上半叶美国的马萨诸塞州为例，认为马萨诸塞“资本主义精神无疑在资本主义秩序出现之前就出现了”，以此批驳唯物主义的观点，用韦伯的原话说是“较为天真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认为，这些观念（系指资本主义精神--引者）是作为经济环境的反映或者上层建筑而产生的。”他认为“唯物主义的观点恰恰把因果关系颠倒了。”（21）实质上，韦伯对此所作的结论，至少存在着三个问题：首先，韦伯不顾马萨诸塞是块由欧洲移民组成的殖民地，无视在欧洲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前提下，这些由传教土、神学院毕业生、小资产者、手工业者和自耕农等组成的移民大军，不可避免地都带着当时的欧洲文化思想，把欧洲的某些经济形式带到了美洲殖民地，倘若是在同时代的印第安人居住区，就不可能出现象马萨诸塞那样“特别精打细算的谋利方式”；（22）其次，我们根据韦伯自己的论述，发现他作为例证的马萨诸塞“特别精打细算的谋利方式”同他所赋予的以“时间、信用就是金钱”（23）、要求合理地、精于计算地追求最大利润值的实现为主体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有着极大的区别；再次，韦伯单凭一地的例子，不进行完整的考察就作出如此结论，不仅与事实不符，在逻辑上也是犯了简单性的错误。因此，他对此的研究就难免是一种天真的做法。况且，韦伯的《新教伦理》一书，同样是简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承认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具有反作用，过分强调宗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还有，在《新教伦理》的研究中，韦伯在解释16世纪的新教伦理演化而成19世纪的资本主义精神时，依然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使新教伦理得以演化成资本主义精神并影响经济形式？也许这里正是经济发展在起作用！
    韦伯并不局限于只承认经济、政治和宗教的作用，而是一直主张历史发展的开放的因果关系，进行事件的复合的原因解释。诸如他在分析资本主义的产生时，认为“归根到底，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乃是合理的常设企业、合理的会计、合理的工艺和合理的法律，但也并非仅此而已。合理的精神，一般生活的合理化以及合理的经济道德都是必要的辅助因素。”（24）但是，有必要指出，韦伯的这种解释，过分强调了政治和文化因素，只把经济视为原因之一，并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为经济唯物主义。这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的向前发展，是通过由“终极原因”所支配的各种历史力量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未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25）恩格斯强调：“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26）韦伯的开放的因果关系的缺陷就在于没能看到历史发展的实质，对经济关系认识不足，只是停留于表面研究，无力揭示历史的内在规律，把历史研究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而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终极原因”和“交互作用”的解释，无疑有机地把它们统一于自己内在的逻辑体系之中，既解释了历史运动的最终根源，一切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又说明了这个基础之上所产生的各种历史力量以怎样的相互作用方式推动着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地从一种形态进化到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确立了历史的辩证发展观。
    在对历史现象作多因素复合的原因解释的同时，韦伯又认为历史发展并非都是必然的，而是充满着偶然的因素，即其关于历史发展的非前定的进化论，是韦伯的另一个重要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