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韦伯看来,一个带动所有这些因素发展的因素,是为了实现领导经济的合理方法(首先是为在经济中采用科学成就并把科学成就转变为直接的生产力)而创造了世界观前提的新教,由于新教伦理把取得经济成就提高到宗教使命的地位,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结果在欧洲出现了近代的工业社会形式。但是,从韦伯为《宗教社会学》写的“作者导论”、《世界宗教的社会心理学》和《世界及其发展趋向的宗教抵制》等涉及合理化问题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韦伯致力于建筑、音乐、艺术、科学、政权形式和经济生活等西方社会的合理化分枝的研究,同时,他只是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也作为分枝之一,把探究合理的资本主义在经济领域中表现为宗教改革的基本结果作为合理化研究的最初尝试。然而,韦伯在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中,他又总是把“资本主义精神”作为决定西方社会态势的内部结构,认为这种结构不仅决定了经济,而且控制了法律体系、政治组织、科学技术以及以数学为基础的音乐和建筑,认为内部动态发展的合理性,粉碎了由“前合理的”人类本质,魔法和传统,本能和自发性等组成的各种阻碍形式(40)。从而,突出了新教伦理与经济形式的联系,把资本主义精神置于合理化之榜首。并以此为中心线索,探讨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对资本主义的出现进行了解释。他的解释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西方城市的发展;古希腊罗马科学的发展与应用;罗马法的继承与完善;由官僚制度管理的理性与法的民族国家的兴起;生产企业同家庭、血缘关系的分离;直接生产者同土地的分离与自由工资劳动力的产生;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伦理中的两个观念,即“天职”和“上帝选民”说,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乃至资本主义的出现至关重要。他还进行世界各大宗教的经济伦理比较研究,以突出工业资本主义的生成养育关系。 综上可以看出,关于合理化的学说,实质上就是韦伯的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理论。在韦伯那里,无论是“合理的”还是“合理性”的概念,都是以工业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特别是合理化这一概念在运用于解释历史发展时,就演化成追溯资本主义的渊源及其兴衰,形成了韦伯的世界发展观。然而,韦伯的这一理论,也有很多缺陷。首先是他的立论总是缺少历史的经验材料的充分佐证,他在考察新教伦理这一文化心态的演进对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作用时,主要以英国的例子来论证,但整个欧洲在文化心态上同前资本主义世界的彻底决裂却发生在19世纪资本主义迅猛发展时期,其时已远离新教改革好几百年。其次,韦伯深信世界其它地区也不怎么缺少市场、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只是缺乏某种政治文化力量,从而过高估价了罗马法、官僚议会制国家和新教伦理等在近代社会兴起中的作用,过分夸大了西方文化心态的独在性。再次,韦伯强调城市、城市的自治制度和市民在资本主义成长中的作用,这就等于强调了封建制的分散性政治结构同资本主义发展的联系,甚于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治结构,而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发生在象英国这样的中央集权国家,象分散政治结构的意大利,资本主义萌芽并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第四,也是最致命的一点,是韦伯过分突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把资本主义精神视作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中心特征,把它作为资本主义出现的原因,作为考察资本主义形成的中心线索,从而过分强调了思想意识的社会作用,而缺少对经济关系所应有的考察。 对待任何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理论,都必须持批判借鉴的态度,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准则。在对韦伯的历史方法论作了比较全面的剖析之后,研究者很难能从韦伯的“理想类型”那里找到某种有助于深入研究概念本质的思想,也难从他的历史的开放的因果关系和非前定的进化论中找到某些解释历史发展的新方法,也难从合理化观点中取出有益于探索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途径,尽管他更多地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考虑工业资本主义的生成养育关系。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们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韦伯的一些研究的新视角进行科学的借鉴。 马克斯·韦伯是现代西方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的理论学说对本世纪社会学、法学、政治学以及管理学等学科的发展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然而,韦伯首先是一位历史学家,其学术研究首先是从历史研究开始的,并且历史研究最终构成了其全部理论的基石。但到目前为止,伯韦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尚不为我国学术界所熟悉。本刊开辟《马克斯·韦伯研究》专栏的目的,正在于通过此专栏描绘出韦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肖像,并推动我国社会科学界,特别是史学界,对韦伯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和探讨。 去年《史学理论》曾搞过两期马克斯·韦伯研究专栏,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当时主要是选择一些外国学者介绍和研究韦伯的文章。这一次我们选组的文章都出自我国学者的笔下。 一位思想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有时往往不仅取决于他在某个学术领域中的具体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他在方法论上给人的启示。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马克斯·韦伯。对韦伯科学方法论的探讨是深入研究韦伯的前提。韦伯的方法论是渗透和贯穿在其全部著作中的。不了解韦伯分析问题的概念工具以及研究问题的思路,并对其作出适当的评价,就无法把握和理解他的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之精髓。因此,这期专栏刊登了两篇探讨韦伯方法论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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