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韦伯所处的那个时代，斯宾塞等主张的进化论仍然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占主导地位。韦伯在讨论各种制度的更替时，暗示存在着某种进化的次序，尤其在论述“合理化”时，韦伯按照合理性逐步增强的顺序把社会活动划分为目标合理的行动、价值合理的行动、激情的行动和传统的行动，这种划分顺序并不仅仅是便于说明问题的方法论手段，而且是以韦伯自己所坚决主张的观点为依据的，即认为社会活动的合理化是历史过程本身的一种趋向。韦伯认为，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没有“障碍”和“偏差”，但是，近数百年的欧洲历史和其他文明社会走上西方所开辟的工业化道路的事实，都证明了合理化是个世界历史过程。韦伯还谈到科层制化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的一般发展。
    但是，韦伯的这种进化主义思想，与进化论者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韦伯不是一个真正的进化论者，他否认过去并非是不可避免的，认为过去在某种意义上带有偶然性。虽然他坚信某些进化的结果，也不否认人类文化史上普遍发展趋向的存在。然而，韦伯的这一见解，不是将不同的文明作为人类沿着共同的道路发展的阶段来看待，而是作为一种具有同等效力的选择的结局。比如韦伯认为奴隶制作为一种占主导的生产形式，不是所有人类文明都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事实上只是古希腊、罗马的一种特殊现象。他认为，基于封臣采邑、限定领主和诸侯责权、充分发展了的封建制度只出现于欧洲和日本，并不是处处可见。韦伯也不认为资本主义孕育于封建制母体。他还认为资本主义（连同其它西方文明的本质特征）并非必定会出现，虽然在这方面韦伯没有系统地阐述过，但是，他的许多论述都表明了这一点。韦伯尤其认为历史中的偶然因素常常改变了历史的惯常进程，他举例说，如果希腊人输掉了马拉松战役，那么我们今天所知的西方文明将不复存在。其他许多战役也说明了这一点，诸如732年普瓦提埃战役，阻止了阿拉伯人征服法兰克王国。之后蒙古西侵，要是拔都听到大汗死讯不班师东归的话，或许欧洲要被征服殆尽。韦伯一直认为，西方文明在某种意义上是历史规范模式的偶然偏离，工业资本主义完全有可能不发展，人类文明有可能陷于停滞状态（27）。同社会进化论者相比，韦伯的建树在于，并不仅仅把科学和工业文明所引起的社会巨大变化视为理所当然的事，而是尽力去解释它，探究它们的因果关系。例如他对资本主义的研究，除把注意力放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之外，更把重点置于反例即那些未能发展起来的文明之上，比较研究了儒家、道教、印度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等的宗教伦理，建构了庞大的宗教社会学体系。
    但是，韦伯这种以偶然因素来否定历史有规律发展的思想，实质上是否认历史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旧质态到新质态的有规律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
    三
    合理化或合理性思想是韦伯历史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关于社会进化的思想中起着主导作用。毫无疑问，这也是韦伯的一个历史方法论观念。关于合理化，按照韦伯的原意，主要是指关于工业资本主义形成的理论。
    韦伯虽然从未限定过合理性的范畴，但是，他最初把它分为“目标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两种形式。随后在《经济与社会》、《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两书中，他又把社会活动类型分为由于真实的激情和感觉而进行的“激情的行动”，由于习惯而进行的“传统的行动”，由于对一定行动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不论用什么方法理解都绝对是自己的价值（本身价值）的自觉信仰而进行的“价值合理的行动”，和由于期待外界对象和其他人的一定的行为并把这种期待作为达到合理指望的目标和所规定的目标的“条件”或“手段”来使用而实现的“目标合理的行动”等四种类型。韦伯认为，价值合理的行动是根据自己的信念而进行的行动，并不考虑可预见的后果，而目标合理的行动，是根据目的、手段和附带的后果来规定自己行动的目标，同时既合理地权衡达到目的的手段，又合理地考虑产生附带后果的目的，还考虑彼此相关的各种可能的目的。韦伯正是按照理性逐步增强的顺序来排列上述四种行动形式的：激情行动和传统行动是主观的非理性的行动，价值合理的行动包含着主观合理的因素，只是相对合理的，只有目标合理的行动才是绝对合理的行动。韦伯按照合理性逐步增强的顺序来划分社会行动，是因为他坚信社会活动的合理化是历史过程本身的一种趋向，也就是坚信历史是合理性逐步增强发展的历史，把历史看成是合理化程度逐步增强即目标合理的行动的作用日益增强的历史。他坚持认为，尽管在合理化过程中会有“障碍”和“偏差”，但是近数百年的欧洲历史和其他非欧洲的文明社会走上西方所开辟的工业化道路，都证明了合理化是个世界历史过程。韦伯所强调的合理化问题实质上就是西方文明的发展问题，所集中讨论的也就是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生成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