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认同模式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正如一个公民社会中的个人会根据其自己的身份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和愿望一样，一个 国家大多数国民对本国独特的自我形象和国家身份的认知也可能会影响该国在国际社会 中所追求的利益和目标。如当代中国的国家身份与国家认同是建立在对五千年文明史和 百年屈辱史的共识和认知基础上的，这种认同对中国国家目标和外交风格的潜在影响就 是对大国地位的追求并使中国外交带有强烈的御侮雪耻的民族主义色彩；而冷战后欧洲 大陆兴起的欧洲认同对欧洲大陆一些国家外交的影响，则可能在于强调欧洲在国际事务 中的独特作用和奉行独立于美国的对外政策。就美国而言，正如前文所述，作为一个缺 乏共同血缘和集体记忆的移民国家，美国国家身份和稳固的国家认同在建国后的很长一 段时间一直难以确立，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独特身份一直模糊不清。经过长期的历史演 变，大多数美国人认同普世自由主义政治理想，并把“自由的捍卫者”作为美国不同于 其他国家的特性和身份的标志的时候，美国人对这一身份的认知作为一种潜在的思想力 量也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美国在国际社会中所追求的利益和目标：作为“自由的捍卫 者”，美国应该在世界上发挥一种独一无二的作用，即捍卫和促进普世的自由。这一方 面是政治家的辞令，另一方面也是美国民众普遍的信仰。
    毫无疑问，美国对外政策是以国家利益为圭臬，以追求美国的强大为目标。美国外交 中的这种民族主义色彩与其他民族国家没什么两样。但是美国外交也具有某种独特性， 这种独特性在于，美国人对自己独特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身份的认知使美国外交还具有一 种强烈的普世主义和国际主义色彩，在近代历史上，很少有国家像美国这样是以实现一 种普世目标来确立自己的国家身份。正是这种普世主义性质的国家认同决定了美国的一 大国家目标--在全世界捍卫和促进自由，并衍生出美国特有的使命意识和扩张思想。 在美国人的心目中，“自由的捍卫者”成为美国人引以为荣和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国家身 份。因此，正如美国学者布鲁斯·詹特尔森所言，“美国对外关系从来都没有仅仅纠缠 于传统的政治、战略和经济利益。无论好坏，在世界范围促进民主价值观和理想从共和 国的初期岁月起就成为‘国家目标’的一部分，同时也规定了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应该扮 演的特殊角色”（注：Jentleson and Paterson（eds.），Encyclopedia of US Foreign Relations,vol.1,“introduction”，p.22.）。不管这一目标是否像美国人自己宣称的 那样真诚，但在美国政治话语中，捍卫和促进自由的理想已成为美国国家目标中不证自 明的东西，成为其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注：美国学者唐纳德·纽奇特莱恩提出美国国家 利益包括四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促进美国拥有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美国国 家利益委员会1996年发表的《美国国家利益》的报告中列举的美国重要国家利益之一就 是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鼓励多元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化。（参见Donald E.Nuechterlein,The Concept of National Interest:A Time for New Approaches.Orbis,Spring 1979,p.76））。没有哪一个政治家会怀疑美国负有捍卫自由的使命，他们 所争论的只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手段和方式，是消极地树立典范还是积极地推广美国的理 想。
    在新英格兰人对自我身份的阐释中，殖民地人民就是一个享有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 世界上最自由的民族，他们是与上帝签订了誓约的人，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与上帝定约 一样，到新大陆来是为了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为全人类树立一个典范，并在上帝的特 别眷顾和委托下，取代英国成为世界“被压迫者的避难所”（注：潘恩在《常识》里号 召殖民地人民脱离英国而独立，以便“接待（自由）这个逃亡者，及时地为人类准备一个 避难所”。1783年12月约翰·罗杰斯（John Rodgers）牧师在纽约市庆祝独立战争结束的 宗教仪式上说：“上帝已经为我们这个民族做了多么伟大的事情！通过我们今天庆祝的 这场革命，上帝为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中的被压迫者提供了一个避难所”。（参见《潘恩 选集》第37页；Hudson（ed.），Nationalism and Religion in America:Concepts of American Identity and Mission,p.55））。美国是“世界各地被压迫者的避难所”的形 象是美国政治家的演说、著作以及历史学家著作中经常出现的字眼，成为美国人普遍相 信的自我形象。与避难所和典范这一形象紧密相连的是美国扮演着自由的卫士角色。在 国家认同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革命神话所诠释的美国革命目标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人类 捍卫自由。1837年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在告别演说中告诉美国人民说：“上帝已经 把他无限的祝福给予了这块他热爱的土地，并已经选择你们作为自由的卫士，为了全人 类的利益来保持自由。”（注：J.D.Rechardson（ed.），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Washington,D.C.,1897,vol.4,p.1527.）很多美国人 坚信，美国的典范力量将在世界其他国家唤起争取自由的革命，直到整个世界都获得自 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林肯称美国是“世界最后的、最佳的希望”（注：Tony Smith, Making the World Safer for Democracy in the American Century.Diplomatic History,vol.23,no.2,Spring 1999,p.173.）。
    而在很多情况下，“仅仅被动地成为与自由相关的美德的避难所并非美国革命的使命 ，美国应该主动地拥护自由事业，在全世界扩大自由的基础。”（注：罗伯逊：《美国 神话美国现实》，第89页。）因此，捍卫自由不仅仅通过典范，更重要的还要在国外促 进自由。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米歇尔·奥克森伯格的一段话非常有力地解释了美国独 特的国家认同与推广自由的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
    与中国相反，美国人没有一种共同的历史感，他们的祖先来自世界各地，是被一种共 同的命运和共同追求《独立宣言》和（林肯）葛底斯堡演说中所宣布的价值观维系在一起 的。此外，美国人认为，他们的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如果美国人没有认为这种 价值观能超越各自祖先之间的文化差异的信念，他们就会按照各自不同的历史处于分裂 状态。此外，既然这种价值观不仅适用于各种不同文化的美国人，而且还吸引世界各地 的人向美国移居，那么从逻辑上说，它必定具有国际感召力。如果《独立宣言》适用于 美籍意大利人，那它也应该适用于现在仍生活在意大利的意大利人；如果葛底斯堡演说 说出了美籍华人的心愿，那它也应该适用于现在仍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因此，美国不 能将这种价值观的追求仅限于自己的国土范围，如果这么做，人们就会对这种价值观的 普遍意义产生怀疑，并会危及这些价值观在国内的信誉。（注：米歇尔·奥克森伯格：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西藏和香港问题》，收入埃兹拉·沃格尔主编《与中国共处：21 世纪的中美关系》，田斌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