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人的观念中，美国自由的生存与其他地区自由的实现息息相关，美国自由的命 运“取决于世界自由的生存和发展”（注：《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的--纽约外交学 会研究报告》，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49-50页。），因此美国 不仅应该是自身自由的捍卫者，同时也应该是普世自由的捍卫者。1984年美国驻菲律宾 大使斯蒂芬·博斯沃思（Stephen W.Bosworth）曾言：“我们强调对民主的支持不仅因为 我们自身的经历使我们对其他民族的民主报以极大的同情；惨痛的经验也使我们相信， 通过在其他国家建立和巩固有效的多元民主制可以最好地服务于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 ”（注：Charles W.Kegley,Jr.and Eugene R.Wittkopf,American Foreign Policy:Pattern and Process.New York,1991,p.256.）美国参与的世界性战争表面上几乎都以 捍卫自由的名义进行：威尔逊卷入一战是为了“使民主在世界上更加安全”，二战中美 国的目标是捍卫“四大自由”，投入冷战则是为了反共和保卫自由世界。肯尼迪在就职 演说中的一段话也许最能反映出捍卫和促进自由在美国国家目标中的地位。他说：
    今天，我们不敢忘记我们乃是第一次革命的继承者，我们要在此时此地向我们的朋友 和我们的敌人同时宣告：火炬已经传给新一代的美国人；这一代人出生于本世纪，受到 了战争的锻炼，经历了充满艰辛困苦的和平的磨炼，深为自己悠久的传统而自豪；因而 他们不愿看到、更不允许那些人类权利遭到逐渐剥夺……为了保障自由的生存和胜利， 我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一切重负，面对任何艰难困苦，支持任何朋友和反对任 何敌人。这就是我们所做出的保证。（注：李剑鸣、章彤编《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职演 说全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2页。）
    “捍卫自由”几乎是美国历任总统的口头禅，是美国政治话语中出现频率最高、最能 打动公众舆论的政治词汇之一。这一外交目标乃是基于美国人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和最基 本的国家认同理念，除非解构美利坚国家，否则“捍卫自由”的理想在美国外交中就不 会消失。
    把捍卫和促进自由作为公开宣称的美国国家目标带来的必然是美国外交中的干涉主义 ，二战后美国之所以会走上全球干涉之路，仅仅从地缘政治扩张的角度是解释不通的， 利用美国战后独一无二的巨大经济、军事力量和文化感召力在全球范围实现美国的自由 理想是美国战后扩张主义的主要动力之一。在美国人看来，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时期像 战后初期那样为美国提供了如此最佳的实现其国家目标的机会，并如此需要美国承担其 领导自由世界的责任来抗击所谓“集权国家”对自由的进攻。依靠政治意识形态建构国 家认同的国家必然在外交中表现出意识形态狂热，甚至使命意识，在这一点上，其实美 国与前苏联颇有共同之处。
    美国独特的国家认同对美国外交的另一个影响就是美国在对外关系中具有寻找“他者 ”的倾向。正如一位学者所言，由于“没有统一的民族性，没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没有 共同的历史积淀，而只有共同的反叛的经历，美国不得不自己发明那些欧洲通过继承就 获得的东西：团结意识、全部的国家象征符号和强烈的政治情感”，并倾向于“就其对 立面来界定国家的意义”（注：David Ryan,US Foreign Policy in World History.NewYork and London,2000,p.13.）。对立面的存在对于凝聚一个多元的没有共同血缘的共 同体的团结和统一尤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多数国家是通过内政来界定其国家身 份的，而对于美国来说，对外政策对界定美国的国家身份和强化其国家认同却特别重要 。从逻辑上说，美国作为自由捍卫者的形象是以自由的敌人--专制、独裁与集权的存 在为前提的，“如果成为美国人就意味着奉献于自由、民主、个人主义、私有财产的原 则，如果没有了邪恶帝国出来威胁这些原则，那么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呢？什么 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呢？”（注：Samuel P.Huntington,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In Wittkopf and McCormick（eds.），The Domestic Sourc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12.）
    萨义德曾言：“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 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 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解释和再解释。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 自己的‘他者’。”（注：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 年，第426页。）这一点在美国尤甚。从建国伊始，美国就是在与一个不受欢迎的“他者 ”的比较中构建其国家认同的。而这一“他者”被界定为自由和共和制度的反对者。殖 民地人民谋求独立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担心英国在阴谋消灭殖民地人民享有的自由（注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通过研究革命前夕的小册子和其他宣传品发现，导致 殖民地人民起来反抗英国的关键因素是一种阴谋论。殖民地人民把英国对殖民地的一系 列政策视为巨大阴谋的一部分，认为阴谋策划者的短期目标是让殖民地人民俯首帖耳， 最终目标是取消殖民地享有的所有体现在英国宪章中的权利和特权。（参见Bernard Bailyn（ed.），Pamphlets of American Revolution,1750-1776.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vol.1,pp.55-84））。在建国时期，美国人无法在文化上把自己同英国区别 开来，因此不得不转而在政治上区别于英国，美国人心中的“他者”就是英国，代表着 腐败、专制和贵族政治；美国则代表着自由、平等和共和主义。在整个19世纪，为了在 缔造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极力塑造与欧洲不同的形象以及去除欧洲因素的集体记忆，美国 一直在与欧洲的对比中界定自己的国家身份，欧洲是“旧世界”，其特性是暴政、君主 专制和帝国主义；而美国则是“新世界”，代表着进步、自由、平等和共和制。门罗宣 言中的两大体系说实际上就是把欧洲体系与美洲体系相对立，暗含美洲与欧洲的不同以 及美洲的优越。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之后，不再把自己视为欧洲的对立物，美国变成 西方文明的领袖，而这一文明的挑战者--希特勒德国和后来的苏联则成为自由的敌人 、美国人心目中的“他者”。冷战时期，美国两党和公众舆论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问题 上空前一致，其原因就在于苏联--美国人心中的邪恶帝国和自由的敌人--的存在大 大强化了美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共同的国家认同。简言之，独特的国家认同模式使美国 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更需要一个对立的“他者”，特别是一个竞争性的意识形态来保 持团结和凝聚国民。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对美国人心理的深刻影响就是“他 者的丧失”，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的国家认同。因为，如果不存在自由的敌 人，美国作为自由的捍卫者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所以冷战后美国社会普遍提出的一个 问题是，“没有了冷战，作为美国人的意义是什么？”（注：Samuel P.Huntington,The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In Wittkopf and McCormick（eds.），The Domestic Sourc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12.）特别是在缺少对美国国家安全 构成重大威胁的敌人而多元文化主义又导致国内利益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美国在对外 关系中越发难以界定其国家利益。好在九一一事件后，美国重新找到了一个“他者”， 即以本·拉登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势力。在美国的外交话语中，美国的“他者”一般不会 被描绘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对手，而常常是“自由”的敌人，因为既然美国是世界自由 的象征，美国的敌人自然也就是自由的敌人，自由与美国乃是一体。美国总统乔治·W. 布什在九一一事件次日发表的电视讲话中开篇不是称美国遭受了袭击，而是“自由受到 了恐怖主义分子的蓄意攻击”，而恐怖分子之所以选中美国也是“因为我们的自由和机 遇之灯是世界上最明亮、最耀眼的”，因此美国“将奋力向前，捍卫自由”。（注：布 什演讲内容转引自林国荣、赵晓力《布什总统的修辞与意图》，《战略与管理》2001年 第5期，第98页。）
    寻找“他者”的冲动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倾向于根据摩尼教明暗对立的世界观区别 全世界的民族和国家并将其分类”（注：Ryan,US Foreign Policy in World History,p .13.），即习惯于用文明与野蛮、自由与专制这种二元对立、黑白分明的模式来观察国 际事务，这种思维模式对美国外交的影响经常是灾难性的。其结果必然是美国不断地寻 找心目中的“他者”--自由的敌人并加以消灭，美国总统布什在摧毁塔利班和基地组 织后很快把伊拉克、伊朗和北朝鲜圈定为“邪恶轴心”就是一个明证。
    结语
    美国独特的国家认同模式对美国外交、甚至整个世界的影响都是利弊参半的。它导致 美国把捍卫和实现普世自由作为重要的国家目标，为美国外交注入了强烈的道义色彩， 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助于捍卫国际正义和传播自由、平等的人类理想。美国支持18 48年欧洲革命，在二战中站在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最前沿，提出“四大自由”原则，以 及在二战后倡导建立联合国，成功地把日本和德国改造成民主国家，都体现出美国外交 在现代世界历史上的一些积极贡献。20世纪国际秩序的进步与美国外交也有着密切的关 系。但是，美国在其实力强大之时，则过分渴望向世界传播美国的典范，并不断寻找自 己心目中的“他者”和所谓“自由的敌人”加以消灭，导致美国走上全球干涉之路，滥 用自己的巨大力量，不仅给其他国家和国际事务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且也损害了美国的 利益，越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而且在一些情况下，捍卫自由也会成为一些政客掩饰 其追求国家私利的招牌和动员民众支持的口号，外交中的普世主义演变成霸权主义。早 在1821年，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就曾警告说，美国应该“真诚希望”所有人 都获得自由，但“将只是自身自由的捍卫者”，美国“不应到国外去寻找魔鬼加以消灭 ”，否则，美国就会卷入“因争夺利益、阴谋、个人的贪婪、忌妒和野心而导致的、却 以自由的名义或盗用自由的标准而进行的战争之中”，美国可能会赢得这些战争，但是 随着其政策基础“不知不觉”地“从自由变为武力”，美国将“失去自己的精神”，并 成为“世界的女独裁者（dictatress）”。（注：Walter A.McDougall,Promised Land,Crusader State: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 1776.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7,p.37.）冷战初期的美国外交应验了亚当斯的预言。越战之后美 国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教训，在对外干涉方面一度非常谨慎，但只要美国独特的国家认 同模式不改变，美国对外关系中的普世主义倾向以及由此带来的干涉主义外交就不会消 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