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
    限于篇幅，本文仅能介绍对部分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评价的观点。
    1.十月革命
    苏联解体之初对十月革命的评价，正如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沃洛布耶夫所指出的：“从反共产主义的立场而对十月革命的浅薄认识居于主导地位”。[3]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革命发动的条件不成熟。他们把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看成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两件事。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发动革命时，对到底进行什么样性质的革命思想上认识不够，即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准备不足。由于旧俄国是落后的农民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差距还很大，缺乏必要的社会主义革命物质准备。
    强调革命爆发的主观因素，否认革命的必然性。认为十月革命并非惟一解决矛盾的方式，十月革命是“少数人搞的阴谋”，是一些政治团体、尤其是知识阶层所起的作用，同时反对过分夸大君主制度的危机。[4]
    强调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认为即便要搞革命，也应当搞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不应当搞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十月革命”。
    否定十月革命的后果，认为革命给俄国带来“悲剧性后果”，中断了俄国的现代化进程。沙皇专制制度的失败意味着俄罗斯的失败：尼古拉二世时期，由那些杰出政治家如维持、斯托雷平所提出的理智的、适应俄罗斯的改革方案能保证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但苏联解体后的经历使俄罗斯人的思想有了变化。2001年11月7日，据俄罗斯社会和民族独立问题研究所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有一半的俄罗斯人肯定十月革命的意义，[5]有67.6%的人仍然肯定列宁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6]丘巴里扬院士指出，不管十月革命有什么缺点，也是20世纪一个重大事件，它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十月革命极大地冲击了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唤醒了民族解放的意识；它还迫使资本主义国家调整其内外政策，从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7]
    帕·瓦·沃洛布耶夫、弗·普·布尔塔科夫驳斥了“十月革命是少数人的阴谋”的说法：十月革命的爆发首先是由于旧俄帝国的统治危机，即“上层”同“下层”不相容引起的。帝国危机的酝酿过程是漫长的、不知不觉的，但是表现形式却是猛烈的、违反社会常理的、“自发”的。可以把危机划分为几个时期：道德伦理危机时期、意识形态危机时期、政治危机时期、组织危机时期、社会危机时期、暴民政治危机时期和危机的理论复兴时期。
    他们强调，实际上在1917年革命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上层人物”的政治冲突，而是基层百姓争取生存的社会斗争。由于最高权力机构无所作为，群众的政治行为发挥了作用，因此，在分析革命事件时，应着重分析群众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心理状态--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某个上层政治集团是“被赶下台”还是“保住地位”。[8]据统计，1907年各种形式的农民反抗达197次，1914年增长到1046次；工人的则分别为：经济罢工1910年214次，政治罢工8次，1914年经济罢工上升到1370次，政治罢工达1034次，参加者达几十万。[9]（P415，403）十月革命前夕，旧俄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革命已势在难免。因此十月革命的发生并非是少数人的阴谋，而是历史必然。
    那么，为什么革命没有停留在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性质上？这是因为，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及孟什维克所代表的企业主和地主试图雄心勃勃地尝试同“无政府状态和经济破坏现象”作斗争。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可能通过非政府途径克服这些现象。他们内心深处是想恢复原来的生活，但是，1917年的客观现实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的这个愿望；他们也没有对国家经济生活进行激进改革的方案。由于存在着群众极为蔑视的“资产者”即有产阶级，所以劳动群众关于平均财产的呼声日益高涨。各政党的教条主义者（主要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断送了民主革命和危机“平稳”发展的机会，而且他们还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顺应了群众情绪的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就不足为奇了[8]。
    判断十月革命必要性最主要的标准应当是看它是否促进了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应本末倒置，看其是否符合某种理论（如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旧俄国从落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为战胜德国法西斯提供强大物质基础，充分证明十月革命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