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中间阶层
    中间阶层的开放指的是它对所有社会阶层开放，任何社会阶层都有可能进入中间阶层 。有人总结到：在打破社会分层的方法中，进教会是其中的一个途径，每100人中就有1 名教士，在18世纪上半期，教会职务对下层人士开放；第二个上升的方法是参与政府服 务；第三是经商。[22]（p80）这些路径都可以通向中间阶层。
    在英国社会确立规范的人才遴选机制之前，人们靠从做学徒开始进入中间阶层，学徒 制充当了社会各阶层之间流动的桥梁。社会中下阶层出现了以学徒形式进入各种职业和 专业的现象。贵族子弟离开贵族集团从事其他职业也是从做学徒开始的。
    出身贫寒的人通过学徒制上升为企业主，甚至成为绅士者也不乏其人。小说家理查逊1 689年生于一个乡村木匠家庭，普通学校修业完毕之后被送到伦敦的一个印刷所当学徒 。他经历了从学徒到师傅的全部过程，成为老板的左右手，以后做了股东，讨了老板的 女儿，最后还继承了老板的印刷事业。东北部最大的煤商和盐商柯斯特沃思原来是一个 蜡烛商的学徒，后来成为大商人和化学家，是伯明翰纺纱厂和化工厂、苏格兰卡隆冶炼 厂和伦敦大面粉厂的合伙人，康沃尔铜矿企业的大股东。到死时，他成为东北部一位具 有绅士头衔的大地主。罗伯特·达林是一位放牛娃，后来给珠宝商做学徒，成为一名富 有的伦敦商人。但这样的例子极少，真可谓“叫花子在一代人的时间一跃成为富翁只不 过是一个动听的神话”[12]（p75）。大多数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只是缓慢上升，他们靠 的是深谋远虑、幸运的婚姻以及法律和商业方面过人的能力，有些则靠他人的宠幸。这 通常是几代人而不是单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住在利兹、布雷德福、哈利法克斯四周的 几千小工场主，同时有两种身份：从自主上看是老板，从职业和生活方式上看是工人。 他们也是地主和耕种者，他们属于农民阶级正和城市中手工工场主属于商人阶级一样。 [23]（p297-298）
    一些早期工业企业家的传说说明他们是从低微的出身开始往上爬的：他们中有些人出 身于店主、农村手艺人、小旅馆主、农民家庭，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著名的人物。 拉德克利夫出身于农家，开始时充当磨坊学徒，后来自己开办面粉厂。达比兄弟、博尔 顿等人的父亲都是小农，威尔金森的父亲在铁厂当工人前是个乡下人。还有一些人属于 手工业工人出身。激烈变化的社会环境很自然地引导他们进入到钢铁工业等行业中，如 纽卡斯尔铁匠霍克斯、制钉匠沃克和别的许多人。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斯塔布斯，他是个 锉刀匠，对这一行具有良好工艺知识；由于他同时还是个小旅店主，他设法把部分利润 积极储起来用作最初的资本。[24]（p328-329）罗伯特·皮尔的父亲是兰开郡的纱厂和印 花布制造商，在1830年逝世时遗留下一宗巨大的、完全在工业上积蓄起来的财产；其祖 父生于1723年，已经是个手工工场主，是阿克莱特的最初模仿人和竞争者之一。在这类 人中最著名的、最典型的要数韦奇伍德和阿克莱特。
    韦奇伍德1730年出生在当时并不富裕的瓷器小城镇伯斯勒姆。韦奇伍德是家中第13个 孩子，7岁时开始上学，9岁辍学。14岁时正式拜长兄为师，1752年，他离开了长兄，在 斯托克干了两年陶工，两年后，成为威尔顿的合伙人。1759年，他雄心勃勃地另起炉灶 ，以15英镑的年租金从堂兄那儿租来一间茅屋、两座窑，还有货棚和厂房，又花了2.6 英镑租了一个制陶转盘，以年薪22英镑请了一名堂弟作为雇工。到1762年底，他将厂房 搬到了一家更大的砖屋里，里面有五六个工作间，5个炉子，并雇用了16个帮手。3年后 ，他又从堂兄那里接手了更大的工作场地。1766年，韦奇伍德斥资3000英镑在伯斯勒姆 的运河边上购地300英亩，动工兴建厂房和寓所。1769年，本特利正式成为韦奇伍德的 合伙人。韦奇伍德1795年去世时留下了约50万英镑的遗产。[25]（p30-52）当时很多大人 物的发家史和韦奇伍德类似，大多数来自有一些资金和商业知识的家庭。[26]（p116）
    阿克莱特1732年出生于一个贫穷家庭，幼年就开始当理发学徒，接受了严格的手艺训 练，却身无分文。1750年左右，他离开出生地，到博尔顿安家，从事理发业。[27]（p46 -47）1769年他取得了纺纱机发明专利证书，1771年同别人合伙在诺丁汉开设了第一家工 场，随后在德比附近的克尔姆福德开设纱厂。到1779年，这家厂已有129个纱锭，雇用 了300个工人。1780年他在曼彻斯特的纱厂雇用了600多名工人。他1792年去世时，遗留 下来的财产有50万英镑。
    成功商人的发展之路是进入各种专业领域而不是进入土地。当时，英国社会越来越向 多元化方向发展，社会体系从根本上来说存在多元性，可以分成政治、经济、科学、宗 教等相对自主的部门，到1730年，法律和医疗界的职业对人们的吸引力大大增强。专业 人员不仅在数量增长方面，而且在地位、权势和影响方面处于相当有利的位置。“如果 英格兰的社会和经济没有出现变化，专业人士作为一个整体就将不会在1680-1730年间 经历如此巨大的流动和增长，各类专业人士尽管规模相对较小，但在一个变动的社会中 ，他们的重要性迅速增强。”[16]（p34）专业为人们在社会阶梯上向上爬提供了途径。 因此，从事商业和法学、神学、医学等方面的职业为社会流动提供了渠道。对一些人来 说，他们由此获得较多的财产、较高的地位和较大的权力。
    在整个18世纪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向，那就是中间阶层的数量和影响增加。由于海外 贸易的扩展，商人人数和财富都在增长。中间阶层不仅在数量上迅速扩大，而且发展出 自己的意识形态，正在变成一个界限逐渐明确的集团。它以自己的商业财富和自己的生 活背景为荣，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并开始谋求政治权力和独立。1761年以后，商 人和律师在议会中占的席位逐渐增多，这反映了经济的扩张和中间阶层的成长。中间阶 层不会把自己囿于一隅之地，而是寻求更广阔的场所，拓展更大的活动范围。
    贵族家庭中的非长子通常在较有声誉的城市贸易公司当学徒，其中一些人还能积蓄相 当可观的财产。他们能够在市政府、教会或法律事务所中发挥重大影响，其中的少数人 最终还能通过购买地产的方式回到曾养育过他们的贵族阶层中去。
    中间阶层的开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社会上层向下流动和社会下层向上流 动的重要驿站，对有的人来说，甚至是终点站。也就是说，中间阶层向所有社会成员开 放，学徒制充当了社会各阶层之间流动的桥梁。另一方面，中间阶层的人数迅速增加， 中间阶层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中间阶层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