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感受到的美洲影响
    中国从与美洲的间接接触中感受到什么影响，美洲文化在中国留下什么踪迹，是一个很难说明的问题，因为美洲文化的界说就很难确定。美洲土著的印第安文明在几个世纪殖民地化的过程中遭到了毁灭的厄运，除掠往欧洲的一些艺术品作为异教徒文明的“展品”保存在欧洲博物馆或收藏家之手外，其余大都荡然无存。欧洲殖民者所不能摧毁而且还加以传播的，主要是印第安人培植的旧大陆所没有的农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菸草、花生、西红柿，等等，以及外来殖民者在美洲采掘的大量金银。这是印第安文明对人类的重大贡献。这些美洲农作物与金银传到欧洲，对近代欧洲历史发展发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它们也传到了中国，对中国近代历史也发生过很大影响，只是在我国史籍中论述不多，知者不广罢了。
    美洲农作物何时传入中国，至今仍是学术界难下定论的一个问题。过去西方汉学家一般认为落花生、番薯、玉米、马铃薯大抵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即已传入中国。近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何炳棣教授根据中国方志材料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把有些美洲作物传入中国的最早年代大大提前，落花生传入的年代甚至被提早到十六世纪初（55）。但其论据仍颇令人置疑。美洲作物的传入中国，不外东、西两条线路。西班牙在十六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才在菲律宾群岛正式殖民，通过太平洋线路传入的美洲作物不可能早于这个年代。葡萄牙人虽然早在十六世纪初已通印度与中国，但这些殖民强盗在亚洲尚未建立垦植殖民地；在1500年发现巴西，但一直到1530年以后才在巴西海岸建立第一个永久移民据点，移植甘蔗，迈出有计划的殖民开拓的第一步（56）。因此，关于美洲作物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前即通过许多中间传播站移殖到中国来的种种假说，几乎都很难成立（57）。比较稳妥的说法是，美洲作物最早是十六世纪中叶以后，由西、葡、荷等国殖民者通过不同渠道、不同时间多次传入中国的。
    在我国历史文献中，以番薯（甘藷）引进我国的记载最为明确，传入的路线有书可查。据清初周工亮的《闽小记》，番薯最初由福建传入，时间在明万历年间即十六世纪七十年代至十七世纪初，其过程大致如下：
    番薯，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瘠土砂砾之地皆可以种。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田），近则长乐、福清皆种之。盖度闽海而南有吕宋国，国度海而西为西洋，多产金银，行银如中国行钱。西洋诸国金银皆转载于此以通商，故闽人多贾吕宋焉。其国有朱薯，被野连山……中国人截取其蔓咫许，挟小盒中以来，于是入闽十余年矣。（58）
    这一记载清楚地说明了番薯是通过马尼拉商帆贸易引进的。此外，在我国广东、台湾、浙江等省也都有从海外引种番薯的记载，但以福建引进的成效最大，这完全符合福建与吕宋贸易的实际情况。据记载，福建前往吕宋经商的陈振龙父子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设法把薯种携入福建，而且上呈福建巡抚金学曾。正好第二年福建闹旱灾，经过试种并加以推广，获得极大抗灾成效。徐光启的《农政全书》（1625-1628年）中收有《番薯颂》，列举了这种新作物的高产、益人、凶岁不能灾等十三项优点。到十八世纪中叶，特别是经乾隆皇帝亲自谕令提倡种植，并将《甘薯录》（陆耀著）一书广为刊布，这种作物在我国东南、华中和华北等地得到迅速传播，成为我国最重要的救荒粮和辅助食物之一，深得我国劳动人民喜爱（59），并从中国传到邻近国家。1765年朝鲜派人去日本引进番薯时有诗云：“万历番茄始入闽，如今天下少饥人”（60）。
    玉米：又叫印第安玉米，也是从美洲引进我国的重要作物之一，据最早到过中国福建的西班牙传教士厄拉达（Martin de Herrada）的记载，在1757 年福建出产的农作物中即已列入玉米。据说在我国地方志中，1551年版《襄城县志》、1555年版河南《巩县志》、1563年版云南《大理府志》中，均发现农作物中有关于“玉麦”的记载，从而有人提出十六世纪初（嘉靖初叶）从滇缅陆路传入玉米的假说（61）。但从李时珍在十六世纪末所修的《本草纲目》中称“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以及徐光启的《农政全书》（1628年撰成）的正文中仍不提玉米的事实来看，这种作物在十六世纪末叶以前输入中国的可能性很小（62），其在中国的传播大致也与番薯同时，即在十七、十八世纪。玉米本来是一切可种植的谷物中的“最好的一种”（63），是美洲印第安文明的基础。它对解决中国民食问题所起的重大作用，不下于番薯。特别是山区农民，“岁视此为丰歉”，“价视米贱而耐食，食之又省便，富人所唾弃，农家之性命也”（1841年《遵义府志》）。
    马铃薯，也叫“洋芋”，有些地方叫“土豆”，原产于南美高原地区，也是从美洲输入我国的一种繁衍于高寒地区的重要作物。据西方史料所记，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由荷兰人传入日本长崎。中国的最早记载见于台湾。十七世纪中叶被荷兰人引进。十八世纪撰写的《台湾府志》称这种作物为“荷兰豆”（64）。后引入大陆变成高寒地区的一种常见的度荒粮。因其味淡，它在中国作为辅助食物所起的作用不如在欧洲那样巨大。
    以上三种作物的传入部分地改变了中国粮食生产的布局，促进了粮食生产总量的巨大增长，并对我国瘠土的利用，农业的商品化以及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我国人口在十七世纪中期不过一亿左右，十八世纪时出现人口爆炸，到1850年时增到四亿三千万，由于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才大大缓和了人口增长的压力。这对长时期以稻、稷、麦、菽为传统粮食作物的中国，有人称之为第二个“粮食生产革命”（65）。
    除此以外，从美洲传入中国的作物还有：
    花生，又名落花生，长生果，番豆，有说自宋元间即来自海外（《滇海虞衡志》卷十），是指小花生而言。大花生大概是十六世纪中叶从福建传入中国的（66）。
    辣椒，又名番椒，学名Cayenne pepper，原产巴西，十八世纪末已传入中国，早已成为中国人民喜爱的佐料与食物（67）。
    金鸡纳树，即奎宁。1692年康熙皇帝染疟疾，法国传教士献奎宁治癒，此药被引起重视，引进中国医药。但金鸡纳树似乎到十九世纪初才输入（68）。
    波萝，十六世纪末由葡萄牙人经澳门传入中国。
    番荔枝，1699年由耶稣会士进献康熙皇帝（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