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38）哈林：《西班牙的美洲帝国》，（C. H. Haring, The Spanish Empire in America, 1947），237; p. 197.
    （32）舒尔茨，前引书，p.365.墨西哥的丝织业生产在十六世纪八十年代达到顶峰，以后逐渐衰落。据说衰落的原因之一是敌不过中国丝货的竞争。
    （33）据陈匡民《美洲华侨通鉴》，早在1542年时，即有意大利商人携带中国丝绸、瓷器渡太平洋前往墨国（该书第490页）。此说无法证实。当时如有意大利商人前往墨西哥，只可能渡大西洋而不可能渡太平洋。
    （34）华侨人数，有说一万人，也有说两万人。参陈荆和，前引书，p.140。
    （35）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J. Gonzalez de Mendoza,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ighty Kingdom of China and the Situation there of, Hakluyt Society, 1853）， p. 95.
    （36）在西班牙文中，Chino一词有两义：一是指中国人，一是指混血儿。比维斯：《西班牙和美洲史》（J. Vicens Vives, Historia de Espanay America, V. 3, 1957），p.500-501。由于西班牙王室自1608 年以后多次颁令限制或禁止输入亚洲奴隶，太平洋上的奴隶贸易在这时未得到发展。
    （37）《菲律宾群岛史料汇编》V. 30, p.94-95。十八世纪法国史学家雷纳尔在《西印度拓殖与贸易史》，（G. F. Raynal, History of Settlements and Trade in Indies）一书中提到阿卡普尔科港中有四百户华人。 黑白混血种人和黑人居住。（同上书，V. 30, p.54注）。
    （38）《1635年墨西哥城的中国人》（Chinese in Mexico City in 1635, The Far Eastern Quaterly, 1942, N.4）
    （40）参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朱杰勤译，1962年，商务；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1984年，轻工业出版社。
    （41）（42）波德勒：《东印度公司的瓷器》（Michel Beurdeley, Procalain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ies, 1962），p.80.
    （44）欧志培：《中国瓷器到美洲》，《百科知识》，1980年第5期。
    （45）特雷罗：《新西班牙的工艺美术》（M. R. de Terrero, Las Artes Industriales en la Nue va Espana, 1923, p.202）。
    （46）（47）张铠：《明清时代美洲华人述略》，《拉丁美洲丛刊》，1983年第6期。
    （48）蔡德：《菲律宾共和国的历史、政治与文明》（G. F. Zaide,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History, Goverment and Civilization, 1963）， pp.114-115。
    （49）派克斯：《墨西哥史》，瞿菊农译，三联书店，1957年，第81页。
    （50）伯里西摩：《墨西哥》（Erico Verissimo, Mexico, 1960），p.138, 158. 许必华：《漫游印第安之邦》，第322页。
    （51）弗雷耶尔：《赤道新大陆--近代巴西文化》（Gllberto Freyer, New World in the Tropics-the Culture of Modern Brazil, 1959）， pp.27, 66.
    （52）比利亚尔：《十六至十七世纪西班牙美洲在亚洲的扩张》（Enesto de L. Villar, La Expansion Hispano-Americana en Asia, Mexico, 1980）， p.155.此处转引自张铠：《明清时代美洲华人述略》。
    （53）乌克尔斯：《茶论》（William H. Ukers, All About tea, 1935, Vol. I. p215.
    （54）傅云龙：《游历巴西图经》及《游历巴西图经余记》，《实学丛书》本，第十五册。
    （55）（60）（64）（65）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1978年，香港版。
    （55）伯恩斯：《巴西史》（E. Bradford Burns, A History of Brazil, 1970），p.23.
    （56）美洲作物传入中国的时间被提前的一个主要论据是，一些研究者把中国古籍中出现的同名的植物如“薯蓣”，“落花生”、“御麦”等指为美洲作物。这种孤立推论完全脱离美洲作物外传的历史背景，详下文。
    （58）《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
    （59）至于番薯最早引进中国的问题，参李德彬《番薯的引进和早期推广》一文（《经济理论与经济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该文对何炳棣提出的在十六世纪最初三、四十年即由云南传入的假说提出异义，论证翔实，此处不赘述。另参：陈树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3期）。还可参考萨嘉渠：《番薯传入福建考》（载陈遵统编：《福建编年史》，第四辑，1958年，福建省博物馆油印本）。
    （61）参何炳棣，前引文：陈树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谢国桢在《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提出玉米最早记载见于明正德时（1511年）修的安徽《颖州志》（见该书上册，第41页）。
    （62）西班牙传教士厄拉达于1575年在访问福建时见过玉米的记载，系美国汉学家劳费尔（B. Laufer）提出。原书未见到。但翻检门多萨根据厄拉达携回的资料撰写的《中华大帝国史》（西班牙文初版刊于1585年），书中所提到的玉米疑窦甚多。本文篇幅所限，恕不详论。《大理府志》等书中所提到的“玉麦”，看来颇类似薯蓣之说，未必是传自美洲的作物。《颖州志》未见原书，所记“玉米”为何物，待考。
    （6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第19页。
    （66）花生传入问题有争议。此处从谢国桢之说，不从何炳棣之说。参谢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册，1980年，第32-32页。另参胡先啸：《关于落花生的考证》，1962年3月7日《光明日报》。
    （67）（69）（74）傅路德：《早期美洲对中国的影响》（L. Carrington Goodrich Early New World Influences on China, China, Vol. Ⅻ， No.4, 1936）。
    （68）白晋：《康熙帝传》，马绪祥译，《清史资料》第一辑，1980年，第228-231页。
    （70）林更生：《古代从海路引进福建的植物》，《海交史研究》，1982年总4期。
    （71）引自谢国桢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第75页；上册，第68页。参王逸樵：《菸草集证》，载《北平晨报》1935年6月7，8，10，11日；《吸烟考》，同上，1935年5月29日。
    （72）吴晗：《谈烟草》，《灯下集》，1960年，三联，第19页。
    （73）劳弗尔：《淡巴菰及其在亚洲的使用》（B. Laufer, Tabaccoandits use in Asia, 1924），p.28.
    （75）曾柱昭：《鼻烟史话》，《明报》，第12卷11期，香港。
    （76）（79）《菲律宾群岛史料汇编》Ⅴ。 27, p. 153; Ⅴ。29, p.71.
    （77）全汉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册，第444页。参粱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6卷2期，1939年。
    （78）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
    （80）舒尔茨，前引书p.63.
    （81）据张燮《东西洋考》：“银钱，大者七钱五分，夷名黄币峙；次三钱六分，夷名突胥，又次一钱八分，名罗料厘。小者九分，名黄料厘，俱自佛朗机来。”将一西元误易中国库平银七钱五分。郑观应《盛世危言》称：本洋“每元计重七钱二分，运入中国，贵极时可抵规银八钱”。（该书，卷4，铸银）
    （82）参庄为巩：《福建南安出土外国银币的几个问题》，《考古》，1975年第6期；《福建泉州地区出土的五批外国银币》，同上；陈鹏、石西：《略论泉州法石出土的西班牙银币》，《海交史研究》，1981年总3期。
    （83）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吴述译，第三卷，商务印书馆出版，第2页。
    （84）埃姆斯：《英国人在中国》（Jams B. Eames, The English in China, 1909, p.62）；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陈郁译，1963年，商务，第67页。
    （85）加籐繁，前引书，第20页。
    （86）全汉昇：《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1972年，第475-508页。
    （87）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1974年，商务，下卷，第194-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