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麻、亚洲马盖麻，均龙舌兰科作物，原产墨西哥，可能在十九世纪末从南洋传入福建（70）。
    烟草，汉译谈巴菰，来自葡文tabaco，原系美洲印第安人土语对烟草的称呼。这种作物最早大概是明嘉靖末年由葡萄牙人传入广东。万历年间（1573-1619年），又从菲律宾传入福建。十七世纪初传入台湾。最初原是一种药物。吸烟很快变成一种嗜好。明代人张岱的笔记中写道：“余少时不识烟草为何物。十年之内，老壮童稚，妇人女子，无不吃烟；大街小巷，尽摆烟桌，此草妖也。”（《陶庵梦忆》）崇祯朝曾加以禁止，但禁不住，到清初时，上至“公卿大夫，下逮舆隶妇女，无不嗜烟草者”（《香祖笔记》）（71）。清人张向安《亥白集》引竹枝词：“淡巴菰好解愁能，幽怨传来吕宋曾，一种湘筠和泪色，土花班驳上洋藤。”（72）可谓有诗为证。
    随着吸烟这种新社会习俗的形成，各种烟具的制作就成为清代中国工艺美术中的一种新的文玩。吸烟，在美洲主要是吸旱烟。传到亚洲后，烟草研为粉末，发展为水烟，据劳弗尔的考证，中国人吸水烟的记载最早见于兰州（73）。在烟草中混入香草或香料，通过鼻孔吸入；称为鼻烟。据说是1685年自法国传入（74）。陆耀在《烟谱》中载有烟草歌，内有“以鼻代口事更奇，其法乃自西洋肇”之句。据王土祯《香祖笔记》，在清康熙朝时皇室成员已有吸鼻烟嗜好，并已有御赐鼻烟及烟壶的记载（75）。由于上流社会的喜爱，水烟袋和鼻烟壶的制作发展成为一种精美的艺术品，种类繁多。特别是鼻烟壶，有用黄铜、玉石、陶瓷、玻璃、有机物及各类物料制作，烟壶内壁上有精巧的彩绘。从清代以来，就是中国出口的主要工艺品之一，行销世界各国。
    除农作物外，通过贸易渠道从美洲向中国的最大“输出”是白银。这是大商帆从墨西哥运往亚洲的主要“货物”。在美洲发现的各种天然资源中，最为丰富的是银矿藏（墨西哥、秘鲁）与金矿藏（巴西）。至十六世纪末，世界贵金属开采量中大约83％都归西班牙所有。在秘鲁波多西银矿产银的盛期，银子贱得象街上的石头一样（76）。这些银子的一部分，由大商帆运往马尼拉或经欧洲运往东亚，用来偿付购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各种货物。中国自明中叶以后，白银便普遍用作货币，代替宝钞流通，供不应求，因此中国商人都乐于向菲岛销售货物后，把赚取的大量白银运回中国，通过各种贸易的渠道从美洲流入中国的白银总数，迄无确切统计。有人估计自1571-1821年二百五十年间，自西属美洲运抵马尼拉的白银共计约四亿比索。从马尼拉输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初时每年约十万比索；十六世纪末已超过每年一百万比索；十七世纪每年约二百万比索；十八世纪曾增达每年三、四百万比索；但十九世纪初又下降至一百五十余万比索。（77）据估计，流入马尼拉的四亿比索中，约有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流入中国。在我国明清史籍中，对西班牙银之流入中国有许多记载。《广东新语》一书录有《广东竹枝词》，有生动的描述：“洋钱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两洋（东、西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78）。西属美洲白银输入中国如此之多，以至一位西班牙海军上将惊叹：“中国国王能利用来自秘鲁的银条来修建一座宫殿”（79）。据十七世纪一位意大利旅行家记载，中国皇帝曾称呼西班牙国王为“白银之王”（80）。
    明代中叶，中国已使用纹银作为货币，但使用不便。通过马尼拉贸易以及其他欧洲国家而流入中国的西班牙银铸币，称Carolus或pillar，汉语称为“番银”，又叫“本洋”、“老板”，是西班牙或墨西哥、秘鲁铸币厂铸造。西班牙一个银元，即“黄币峙”（un peso）相当于辅币八“料厘”（8 reals），约合中国库平银七钱二分（81）。西币统一，名称简便，成色与重量也较一致，在中国市场上广为使用，比别的洋钱更受尊重，对明清两代中国货币流通量的巨大增长起了重大影响。这些银币都曾在中国东南沿海各省广为流行。1971年以来，在我国福建省泉州地区的南安、晋江、惠安、法石等地，先后出土西班牙古银币多批，其中有的是用银片打制而成，制作技术较原始，可能是美洲早期制作的银币；有的则是机制银币。有的银货边缘部分上还打有汉文的铃记或符号，有的有被切割的痕迹。这说明这些西币曾在中国商人或华侨手中流通使用（82）。顺便说一句：十九世纪初西属美洲独立后，又有大量的墨西哥银元流入我国，俗称“鹰洋”。据估计，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尤其是到1830年左右，至少有五亿鷹洋流入中国（83）。本洋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在我国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安徽、直隶等省广泛流通，与我国自己铸造的银两一样，特别是在对外贸易方面，当时西方国家与我国的交易一般都是用西班牙银元进行支付和结算（84）。在道光、咸丰年间，台湾、漳州与上海等地也仿效西币铸造中国最早的洋式银币（85）。至于大量白银输入对中国经济所带来的无形的影响，与其对欧洲的影响相似，引起十八世纪中国的物价上涨，造成所谓“价格革命”。这属于经济史上的专门问题，在此就不申论了（86）。
    以上是美洲在中国的明显的影响。由于大商帆贸易的发展，中国丝织品、陶瓷品及其他工艺品因接受美洲方面的订货而引起对美洲工艺技术与美洲审美风尚的摹仿，则是无形的影响。这方面的问题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中国与美洲早期历史联系的一点启示
    亚当·斯密指出：“美洲的发现及绕好望角到东印度通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而又最重要的两件事。”它们的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联合世界上最遥远的部分，使它们能互相救济彼此的缺乏，增加彼此的享受，奖励彼此的产业，其一般倾向似乎是有利的”（87）。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中国与拉丁美洲的贸易联系与文化接触完全说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近代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把世界初步地联成一气。尽管遭受到殖民主义的重重束缚，中拉之间的联系仍使两方面均各得其利。中国的农产品在菲律宾和东南亚都扩大了销售，中国的手工业品更远涉重洋到达美洲市场，帮助解决了世界新开发地区物质生产上的不足与匮乏，有助于提高这些地区各阶层居民的消费水平，从而对那里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世界性的海外市场的开拓，必然要促进世界不同地区的物资交流与文化交流以及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这也是肯定无疑的。对中国来说也是有利的。这直接刺激了中国的传统手工业如蚕丝、纺织、茶以及其他工艺品的发展并销往全世界，从而增进了沿海地区的商业繁荣，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和银币流通量巨大增加，促进了原始资本的积累。这一联系使西方产生了羡慕中华古文明的“中国热”，也使中国扩大了对世界的认识并从美洲文明中吸取了重要的物质养料。
    从近代世界经济体系的理论来看，近代欧洲的兴起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格局。从十六世纪以降的三个世纪中，美洲广大地区和非洲与亚洲南部边沿地区沦为欧洲的殖民地，并建立起大西洋上的三角贸易，印度洋上的多边接力贸易，以及太平洋上的双边贸易。由于中国资源丰富，生产技术先进，文化悠久，因此中国商品在后两种国际贸易中显示强大的竞争力，在最后一种国际贸易中居于绝对支配地位。这是西方殖民垄断制度所不能限制也无法排斥的。这就是说，在西方殖民主义东来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在经济、文化与科学技术上仍然可以与西方抗衡。如果当时中国的统治阶级勇于睁眼看世界，因势利导，执行开放政策，积极开拓海外贸易，支持和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则东亚的历史将要重新写过。
    可惜历史的有利时机被错过，十九世纪世界形势发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新兴的英、法、美资本主义瓦解并取代了衰朽的葡、西殖民帝国；亚洲与非洲广大地区被殖民地化；中国被纳入西方列强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樊笼；太平洋上的“丝绸贸易之路”变成了“苦力贸易之路”，等等，所有这一切，根本改变了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关系的格局，只是经过一个世纪的屈辱与斗争，这一历史格局才开始发生根本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