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慈善和赈济方面，夫马进通过考察明清时期“同善会”、“放生会”、“掩骼会”、“一命浮图会”、“救生船”、“恤嫠会”、“育婴堂”等慈善组织，揭示了绅士在“善会”、“善堂”的兴建和组织管理中的作用。（注：夫马进：《同善会小史》，《史林》65-4，1982年；《善会、善堂の出现》，小野和子编《明清时代の政治と社会》，京都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1983年；《清代沿岸六省における善堂の普及情况》，《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7，1983年。）森正夫则考察了清代养救院、普济堂、育婴堂的建设发展情况，阐述了绅士在清代社会福祉事业中的角色和功能。（注：森正夫：《中国社会福祉政策史の研究--清代の账济仓を中心に》，国书刊行会，1985年。）松村祐次、福田节生、山名弘史、近藤秀树等人先后对畿辅义仓、丰济仓、辰州府义仓、丰备义仓的运营情况作了考察，揭示了绅士在义仓的创建和管理中的作用。（注：松村祐次：《清代の义仓》，（一桥大学研究年报）《人文科学研究》11，1969年；福田节生：《清末湖南の农村社会（1）-“辰州府义田总记”の场合》，《福冈女子短大纪要》8，1974年；《清末湖南农村社会（2）-“辰州救生局总记”の场合》，《福冈女子短大纪要》10，1975年；山名弘史：《清末江苏省の义仓--苏州の丰备义仓の场合》，《东洋学报》59卷，1977年；山名弘史：《清末江南の义庄について》，《东洋学报》62；19年；近藤秀树：《范氏义庄の变迁》，《东洋史研究》21--4，1963年；福田节生：《清代の义庄について》，《历史教育》13-9，1965年。）
    山根幸夫以华北为对象，阐述了明清时期市集与绅士的关系。他认为，明代市集的设立者主要是知县和绅士。城集是在知县的管理下，由胥吏经营的官方性的经济机构，而乡集则是当地的绅士或实力人物在知县的指导下所设立，以官民共营形式来管理。清初，原有的华北市集因明末战乱而处于荒废状态，在知县的主持和绅士耆老的积极参与下建立了不少新的市集，市集由此得以复兴。“绅士、豪民与胥吏、衙役等勾结，掌握者市场的经营管理大权，滋生出一切弊端；而寄生于市集、搞不法勾当的刁民、市棍、宦仆等也无非是作为绅士、豪民的代理人而介入市场的经营的。”（注：山根幸夫：《明、清初の华北の市集と绅士、豪民》，《中山八郎教授颂寿纪念明清史论丛》，1977年；《明清时代华北市集の牙行》，《星博士退官纪念中国史论集》，1978年。）藤井宏、森田明也分别考察了绅士参与商业活动的情况（注：《新安商人の研究》，《东洋学报》36-1、2、3、4，1953-1954年；森田明：《清代湖广地方における定期市について》，《九州产业大学法经论丛》5-1，1964年。）。
    四是探讨绅士在赋役征收中的态度和行为。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清水泰次就曾对明代绅士利用“优免”特权“诡寄”田亩的行为作了考察（注：清水泰次：《明代の税役と诡寄》，《东洋学报》17-3、4，1928-1929年；）。50年代末，岩见宏也注意到这一问题。通过对雍正年间的“民欠”的考察，他揭示了绅士在钱粮征纳中的“包揽”行为，指出绅士是导致“民欠”的重要原因（注：岩见宏：《雍正年间の民欠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18-3，1959年。）。宫崎市定以《雍正朱批谕旨》和蓝鼎元的《鹿洲公案》为基本材料，考察了雍正年间地方政治状况，揭示了绅士抗粮以及操纵胥吏、干涉县政的情况（注：宫崎市定：《雍正时代地方政治の实状--朱批论旨と鹿洲公案》，《东洋史研究》18-3，1959年。）。其后酒井忠夫、浜岛敦俊也对这一问题予以阐释（注：酒井忠夫：《中国善书の研究》，弘文堂，1960年；滨岛敦俊：《明代江南农村社会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但对绅士与赋役征收作更为系统研究的是山本英史。他先是在1975、1976年的史学会议上阐述了清代征税机构与乡绅统治的关系（注：1975年，山本英史在山田史学会大会上作了题为《清代征税请负机构の成立と乡绅支配》的报告；次年在史学会大会上作了题为《清初における征税机构の再编について--包揽を分析对象として》的报告。两次报告的要点见《史学杂志》85-12，1976年。）；其后以里甲制的解体过程为背景，以江苏、浙江、安徽为重点，阐释了包揽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揭示了“衿蠹势豪”包纳钱粮、恃顽抗纳、包充职役的实状（注：山本英史：《清初における包揽の展开》，《东洋学报》59-1、2，1977年。）；以《宫中档雍正朝奏折》为基本材料，阐析了绅衿“包揽”的形态、构造以及清政府的对策（注：山本英史：《绅衿にょる税粮包揽と清朝国家》，《东洋史研究》48-4，1990年。）；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为基本材料，比较详尽地考释了雍正时期绅衿抗粮情形、绅衿抗粮情况调查和清廷颁行的若干绅衿抗粮处分条例（注：山本英史：《雍正绅衿抗粮处分考》，《中国近代史研究》7，1992年。）。他认为，明末以来出现的绅衿“税粮滞纳”问题虽然通过所谓“江南奏销案”得以解决，但在17世纪末康熙朝的缓和政策影响下，至18世纪初雍正年间，税粮滞纳现象再度显著化，特别是占全国地丁总额三分之一的江苏，滞纳现象更为严重。因此，雍正年间以江浙为重点开始对“包揽”问题进行大规模调查清理，同时重新议定绅衿抗粮处分条例。经过一番清理，许多“抗粮”绅士被按“绅衿抗粮例”治罪。
    此外，森田明考察了清代征税机构“议图制”，认为“议图制”是随着里甲制的解体，为避免重税起见而设立的排除了胥吏层催征行为的自主的、防卫的纳粮组织。“议图”的创设、运营多由“乡贤”、“地方绅士”主持，但后来日渐演化为“士绅把持包揽”的工具（注：森田明：《清代の“议”制とその背景》，《社会经济史学》42-2，1976年；《清代“议”制再考》，《东洋学报》62-3、4，56年。）。松村祐次则对清末兴盛于长江下游地区的专业化收租机构“租栈”作了系统研究，指出“租栈”是在绅士地主的城居化和佃户抗租活动经常化的背景下产生，一般来说，租栈主都是绅士，他们受其他绅士的委托，作为代表经营着成千亩土地并且管理耕种土地的佃户。租栈的发展，反映了绅士与农村以及农民关系的本质变化。（注：松村祐次，《近代江南の租栈》，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
    五是探讨绅士与其他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的关系。一些学者探讨了绅士与“无赖”群体的关系。如上田信考察了明末清初江南城市中的无赖群体“打行”和“脚夫”，指出“打行”是一个以暴力为生业的无赖群体，“脚夫”是一个以挑脚为名，借端勒索讹诈钱财的无赖群体，二者在江南都市中异常活跃。无赖群体之活跃，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绅士地主的“城居化”有很大关系（注：上田信：《明末清初江南の都市の“无赖”をめぐる社会关系--打行と脚夫》，《史学杂志》90-11，1981年。）。川胜守、夫马进也对明清时期“打行”、“访行”、“讼师”等无赖群体进行了考察，认为这些无赖群体虽然结党成群，凌弱暴寡，但与绅士有很大关系。为了自身利益，绅士总是力图对无赖群体进行控制，尤其的是讼师，多数讼师出身“生员”。下层绅士之所以进入无赖群体，主要是因为他们没能中举、中进士，处境艰窘所致（注：川胜守：《中国近代都市の社会构造》，《史潮》新6号，1979年；《明末清初における打行と访行--旧中国社会における无赖の诸史料》，《史渊》119，1982年；《明末清初の讼师について》，《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9，1981年；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