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学者探讨了绅士与胥吏、幕友的关系。如宫崎市定考察了清代的胥吏和幕友，指出幕友多出身于“生员”，因为生员要成为进士，必须接受数次考试，为保证将来应考的经济条件，愿意充当幕友（注：宫崎市定：《清代の胥吏の幕友--特に雍正朝を中心として》，《东洋史研究》16-4，1958年。）。小野信尔考察了李鸿章与苏沪绅士的关系，指出淮军的前身实际上是“苏沪官绅的雇佣团”，作为淮军首领的李鸿章，从“登场”到发展。（注：小野信尔：《李鸿章の登场--淮军の成立をめぐつて》，《东洋史研究》16-2，1957年。）
    一些学者则致力于研究乡绅与宗族的关系，认为宗族组织的主要功能在于培植士大夫阶层，宗族的发展就是乡绅的发展。如中村哲夫认为，清代华北农村及华中、华南城镇中的“有力的宗族”，同时也是“有力的乡绅辈出的母胎”（注：中村哲夫：《科举体制の崩坏》，《讲座中国近现代史》2，1978年。）。西川喜久子对于明清广东顺德县罗氏宗族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她认为，罗氏自明代中叶以后长期维持“乡官宦族”的社会地位，其原因就在于形成了严密的组织系统（注：西川喜久子：《〈顺德北门罗氏族谱〉考》（上、下），《北陆史学》32、33，1983-1984年。）。由于这些学者的研究目标为与乡绅有密切关系的“宦族”，因而特别重视国家政权与宗族的关系，如森正夫认为，明代初期，由于朱元璋对江南大地主实行镇压，迫使“巨室故家”的宗族组织趋于解体。16世纪后，随着乡绅政治特权的扩张，宗族组织也就再度活跃起来。因此，宗族的发展体现了国家统治体制的变化，宗族组织不外是乡绅谋取政治特权的工具。（注：森正夫：《明清江南籍没田の形成》，《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83，1986年。）
    六是探讨绅士的思想状况以及绅士与国家的关系。奥崎裕司比较详尽地剖析了浙西望族袁氏的家系，系统地考察了袁了凡、王阳明、李卓吾、张履祥等人的生平和思想。小野和子、寺田正隆通过对旨在打击绅士的通海案、科场案、江南奏销案、哭庙案、曾静案等案件的解析，考察了清初历朝针对绅士所实施的利用、高压、怀柔并用统制政策（注：小野和子：《东林派との政治思想》，《东方学报》28，1958年；《清初の思想统制をめぐつて》，《东洋史研究》18-3，1959年；《明末清初における知识人の政治行动》，《世界の历史》11，筑摩书房，1961年；《明末の结社に关する-考察-とくに复社》，《史林》45-2、3，1962年；寺田正隆：《苏州の哭庙案について》，星博士退官记念《中国史论集》，1976年。）。宫崎市定通过明末复社的中心人物张溥的生平，解释了当时的政治动向和乡绅的作用（注：宫崎市定：《张溥その时代--明末一个乡绅の生平》，《东洋史研究》33-3，1974年。）。高桥孝助考察了咸丰三年前后的“均赋论”，揭示了江南绅士的思想状况（注：高桥孝助：《咸丰三年前后の江南均赋论--近代乡绅のある出发》，《宫城教育大学纪要》10，1975年。）。寺田正隆也通过研究明代宰相马自强的宗谱，力图说明绅士、家族、国家的联系（注：寺田正隆：《陕西同州の马氏》，《东洋史研究》33-3，1974年。）。横山裕男通过考述雍正年间于浙江、福建、湖南、广东四省设置“观风整俗使”基本情况，阐释了雍正朝的地方士习和清政府的对策，认为观风整俗使之设立，其目的在于整顿“风俗”，尤其是整顿“士习”，打击绅士势力（注：横山裕男：《观风整俗使考》，《东洋史研究》18-3，1959年。）。森正夫考察了16-18世纪的荒政与绅士地主的关系，认为晚明时期，绅士一方面反对国家权力直接介入地主佃户关系的救济性措施，因为绅士“担心这些措施不仅造成租米和利息收入等方面的直接损失，而且促使佃户拒绝租米缴纳、债务履行及继续耕作等，激化阶级矛盾，威胁其基础”；另一方面又把国家权力的介入当作维持租佃关系的必要条件，因为国家在灾害时节所实施的限制地主强迫佃户履行债务、缴纳租米等恤民措施与绅士提出的“田主赈佃户论”并不矛盾。“国家直接介入地主佃户关系的救济方式，同采取‘田主赈佃户论’的乡绅、士大夫阶级的救济方式，都是地主佃户关系确立之下的方式。‘田主赈佃户论’的方式反映了乡绅、士大夫阶级对地主制的矛盾和阶级危机认识的尖锐，形成了与国家方式方法上的差异，不用说不是与国家敌对的方式。”（注：森正夫：《十六-十八世纪における荒政と地主佃户关系》，《东洋史研究》27-4，1969年；《18-20世纪の江西省农村社仓、义仓についての-检讨》，《东洋史研究》33-4，1973年。）
    五
    以上回顾了日本史学界明清绅士研究的基本情况。下面结合本人学习研究的体会，对日本明清绅士研究作一概要性评析。
    从研究目的看，日本明清绅士研究是试图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战前日本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基本持“王朝循环论”以及“停滞论”，战后则一反这一态度，力求从中国自身历史出发探求其特有的发展理论（注：吴金成：《日本における中国明清时代绅士层研究について》，《明代史研究》7，1978年；檀上宽：《明清乡绅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因此，当时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予以很大关注，围绕土地所有制关系展开研究，提出中国在“唐宋变革时期”出现了封建制，到了明末清初封建制趋于瓦解，资本制开始形成。这一尝试一定程度揭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但不少学者认为尚未“找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确切证据”，于是小山正明、重田德又提出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确立说”。日本明清绅士研究可以说就是以这两种不同的历史分期的讨论为背景展开的。尽管学者们对中国历史的分期认识不同，但均希望通过对明清绅士的研究来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均希望从绅士阶层透视中国社会的特性。
    从研究趋势看，日本60多年的明清绅士研究大体经历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运行轨迹。由于日本明清绅士的系统研究是以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为背景而展开，因此在初始阶段主要围绕土地所有制、权力构造等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宏观理论问题展开。以探讨土地所有制问题为契机，逐步提出“乡绅士地所有论”；以探讨权力构造问题为契机，逐步提出“乡绅统治论”。在这两种“绅士论”的讨论中，由于自身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某种局限，逐渐暴露出某些不足。首先，从理论上讲，这两种“绅士论”所用以解析问题的基本理论是“社会形态发展理论”和“阶级学说”，而这一理论的要旨在于通过考察经济关系形成的阶级--明清时表现为租佃关系，剖析社会状况。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存在着各种社会关系，阶级关系仅是其中一部分，阶级关系也不仅表现为对立，也表现为统一。但是，在上述两种“绅士论”中，对阶级关系以外的其他社会关系以及阶级关系中的统一性重视不够。其次，从方法上讲，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史学界的欧洲史、日本史研究中出现“社会史学”研究热，其研究路径是反对经济决定论、单纯阶级分析法，注重挖掘研究民众的意识和生活方式。这一方法给明清绅士研究带来启示，也提出挑战（注：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1998年。）。在此情况下，从7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明清绅士研究出现了大的转向，这就是力图摆脱由“社会形态发展理论”和“阶级学说”支撑的“乡绅土地所有论”和“乡绅统治论”所面临的研究困境，从地方社会结构重新解读绅士的社会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