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对於《经籍志》中提到的天宝以後“裁国史之繁略”的撰述，也作一点考察。
    为了说明情况，先对唐代的实录、国史简要追溯一下。自太宗始，在修前代史的同时，又设置了专修国史即本朝史的机构--史馆，并逐渐形成系统的组织、明确的条规，把积累史料、编纂国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走向制度化。二百多年间，依靠官府的力量，形成两个关於唐代历史的基本系列，一是皇帝实录，二是本朝国史。
    玄宗及玄宗以前的各帝实录，纂修情况记载不一，有一帝数部的，有卷帙不确的。代宗以下，除了德宗、顺宗之外，都是一帝一部实录，直至武宗。总括起来，後晋修唐史时，计有高祖至武宗十六帝实录，这是没有多大歧义的。
    另一个系列，即唐代国史系列，情况较为复杂。国史的修撰，是从太宗时开始的。贞观元年（627），姚思廉撰《唐史》纪传， 粗成三十卷。高宗显庆元年（656），令狐德棻等续成八十卷， 名以《武德贞观两朝史》。龙朔三年（663），许敬宗等又续为一百卷， 并起草十志，未半而终。武则天长寿二年（693）， 牛凤及另撰《唐史》一百一十卷，起高祖，终高宗。长安三年（703），武则天命李峤、 朱敬则、刘知几、吴兢等修《唐史》。据刘知几的说法，勒成八十卷。吴兢又别撰《唐史》一百一十卷、《唐春秋》三十卷。其後，韦述因高宗以来国史虽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始定类例，补遗续阙”，修成纪传体《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包括《史例》一卷，史称其“事简而记详，雅有良史之才”。〔9〕安史之乱起，韦述“抱《国史》藏於南山”， 肃宗至德二载（757）于休烈请访求史籍，韦述才以其所藏送官。 之後，唐代国史的修撰，各类记载纷纭。其中，《崇文总目》的说法较为清晰：
    《唐书》一百三十卷，唐韦述撰。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讫於开元，凡一百一十卷。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刊去酷吏传，为纪、志、列传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而史官令狐峘等复於纪、志、传後随篇增缉，而不知卷帙。今书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详撰人名氏。〔10〕
    该书因是韦述“始定类例”，又有《史例》一卷，所以署“韦述撰”。韦述因吴兢旧本增至一百一十二卷，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共成一百一十四卷。史官令狐峘于纪、志、传後“随篇增缉”，总成一百三十卷，则“未详撰人名氏”的十六卷显然是出自令狐峘了。而且，令狐峘是《代宗实录》四十卷的纂修者，这里於肃宗之後“随篇增缉”者，自然主要是代宗一朝的史事。由此可以断定，这部一百三十卷的《唐书》，是记述高祖至代宗一百六十二年间史事的纪传体史书。这也正符合後晋史官贾纬的说法，“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
    纪传体国史，在令狐峘以後便不再有续修了。受肃、代之际新起《春秋》学影响，其後编年史风大起，唐代的国史转而为编年体了。韦述在纪传体《唐书》的同时，还有编年体的《唐春秋》三十卷。柳芳续韦述《唐书》之後，也另撰《唐历》四十卷，起隋恭帝义宁元年（617），迄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以叙制度为详”。宣宗大中五年，崔龟从监修《续唐历》三十卷，起代宗大历十三年，尽宪宗元和十五年。〔11〕这些有关唐代历史的著述，或叫作“裁国史之繁略”者，在《旧唐书》的韦述、柳芳、崔龟从等人的传记中，都有较详的记载。依照《经籍志》的说法，这些撰述在後晋时是见到过的，现今的研究当中也很少有疑义。
    除此以外，《旧唐书》纪、传中还记载有不少《经籍志》未著录的“裁国史”之作，择要举其一、二。《文宗纪》下、《李德裕传》分别记录了大和八年（834）李德裕进《御臣要略》以及《次柳氏旧闻》三卷，又有《会昌伐叛记》、《文武两朝献替记》，皆“行於世”。《文宗纪》下、《王彦威传》都记有开成二年（837）王彦威“纂集国初已来至贞元帝代功臣，如《左氏传》体叙事，号曰《唐典》，进之”。〔12〕《蒋乂传》称：“乂居史任二十五年，所著《大唐宰辅录》七十卷，《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四十卷。”又《马总传》以其“公务之余，手不释卷，所著《奏议集》、《年历》、《通历》、《子钞》等书百馀卷，行於世”。其中，《年历》、《奏议集》都是记录唐代的“杂事”或集录唐人的“奏疏论议”之作。应当提起注意的是，上述举例之中，王彦威《唐典》七十卷，蒋乂《大唐宰辅录》七十卷以及《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四十卷，都是赵翼认定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而《旧唐书》“所无者”。
    下面，再来谈《经籍志》“不录”而“见本传”的“诸公文集”。
    唐人文集，《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不下四百种，而《旧唐书·经籍志》仅有百十余种。陆贽、韩愈、杜牧等人的文集，都是《旧唐书·经籍志》“所无者”，但《旧唐书》有关传记却大量采录了他们文集中的文字。从前面的考察中知道，自德宗起唐代再未修撰纪传体国史，只有皇帝实录。据现存的韩愈所修《顺宗实录》和《资治通鉴考异》所引唐代实录，我们可以知道，《实录》叙事至某大臣卒，往往插入追述其生平的传记，只记其历官、政绩等，不录表疏奏章。《顺宗实录》卷四叙陆贽，从“贽字敬舆，吴郡人也”起，至“卒於忠州，年五十二”，是整个《顺宗实录》中最长的一篇人物传。《旧唐书·陆贽传》也是全书人物传中的一钜篇，一人独占一卷。两相对照，最为明显的差异就是：《旧唐书·陆贽传》中的六则长篇上疏，《顺宗实录》中只字不提。显然，後晋史官不可能从“实录旧本”中取材。而陆贽的这几篇奏疏，都见於宪宗时韦处厚所编的《陆贽论议表疏集》。《陆贽传》除了参取《顺宗实录》外，更主要地是沿引了陆贽文集，这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至於韩愈，唐代实录中是如何记述的，现已难加稽考。但是，《旧唐书·韩愈传》却有这样的记述：“愈所为文”，“自成一家新语”，“有文集四十卷，李汉为之序。”而且，传中详录了他的《进学解》、《论佛骨表》、《潮州刺史谢上表》和《鳄鱼文》。这足以表明，在传写韩愈时，後晋的史官一定是翻检过《昌黎先生集》（或《韩昌黎集》）的。
    直接从文集中转录而成《旧唐书》人物传的，也为数不少。以现今传世的唐人别集看，数量最多的是集中的墓志碑铭。仅《全唐文》、《唐文拾遗》所收唐人所撰墓碑传记，就接近一千篇。撰写墓志碑铭的，又多是一代名家。开元盛时，张说在撰写碑志方面的成就最大，与史传竟似出自一手。如其《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简直就是《旧唐书·裴行俭传》的蓝本。而《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与《旧唐书·王方翼传》则如出一笔。其後，便是权德舆，所撰墓志碑铭在八十篇以上。内中，记述公卿的碑传，大都可与史传相参校。韩愈所撰墓志碑铭，数量仅次权德舆，与张说大致相当。在六十篇左右。他如柳宗元、白居易、杜牧等，还自撰墓志。书中《杜佑附杜牧传》，完全是钞录杜牧的《自撰墓志铭》而成。这篇墓志收录在杜牧外甥所编《樊川文集》中，而且传文又提到此集，後晋史官无疑是采用了杜牧文集的。
    以上三例说明，唐人文集无论《旧唐书·经籍志》是否著录，都是後晋史官纂修《旧唐书》的一项重要史料来源。尤其是德宗以後的人物传，事迹多据文集中的墓志碑铭，疏奏更是直接节录自相关的文集了。应当说，这在当时是一条“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