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於国史、实录中人物传记“漏落”的补救措施，後晋史官在制定总体计划时就已经考虑到了。监修宰臣赵莹在奏报修史计划中，专有一段关於列传的文字：
    隋唐已来，勋书王府，故士族子弟多自纪世功，备载简编，以光祖考。……请下文武两班及藩侯郡牧，各叙两代官婚、名讳、行业、功勋状一本。如有家谱、家牒，亦仰送官，以凭纂叙列传。〔18〕由此可知，《旧唐书》传述中唐以後的人物，以家谱、功勋状等为主，再综合实录、杂史、小说中相关史事，并参取各家文集，条贯而成。
    以家谱、功勋状为基本依据的传记，例证比较明显的，如赵翼所指“《崔元翰传》谓李汧公镇滑台，辟元翰为从事”， “《薛伾传》谓尚父汾阳王召置麾下”，“此并是元翰、伾家状送入史馆者”。〔19〕这两个人物，都是中唐以後步入仕途的，宪宗时卒官。正因为肃宗、代宗实录中缺漏人物传记，唐代史官便开始采录家状，以致宪宗之後家状成为史官们的一项重要议论话题。李翱曾专门为行状问题上奏，“请作行状者，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20〕宪宗以撰录行状者“多非佐史，既乖事实，又违格文”，特降敕旨，“令门下佐史撰录行状，以凭详覆”。〔21〕韩愈在宪宗时为史官，杜牧在文宗时为史官，都撰录有供後人“详覆”的行状。被方苞誉之为“韩文之最详者”的《赠太传董公行状》，与《旧唐书·董晋传》一对照，立刻发现後晋史官一定是“取公之行状为之”，“其增补者不一二尔”。这是因为韩愈曾经作过董晋的观察推官，直至董晋卒去，故其“知晋行治甚详”。〔22〕也是同一缘故，司马光批评韩愈作行状是“扬美盖恶”，因而在《资治通鉴》中只是“略取《行状》”而已。〔23〕杜牧的《赠吏部尚书崔公行状》也是一长篇，《旧唐书·崔邠附崔郾传》却简略得多，除去“直取穆宗时事文饰以为郾谏辞”〔24〕外，基本史实相符。韩愈、杜牧这等一流大手笔所撰行状之外，更多的行状送到史馆以後，即由史官与官方有关文献，如实录、时政记、日历以及各项公文等“详覆”。不符者，以这些文献核准。史事不足者，则以官方文献和其它载籍，如杂史、小说等作补充。有重要论议者，再参照其人文集，酌情采录。核以实录，参取文集，前文分别都已举有实例，此处不再赘述。下面，着重考察用杂史、小说来补充国史、实录中“漏落”人物事迹的情况。
    限於篇幅，这里只选取三种传世的杂史或小说来与《旧唐书》中的人物事迹作对照。一是《经籍志》“所无者”而本传有记载的郑处诲《明皇杂录》，二是《旧唐书》只字皆无的刘肃及其《大唐新语》，三是连作者和成书时间都需考定的《大唐传载》。
    先说郑处诲的《明皇杂录》。高力士的事迹，在玄宗一朝自然有较为详实的文献记录。而其被贬之後的经历，官方文献不再记述。後晋史官在传写高力士时，并没有局限於官方记载，而是注意到采录杂史作为补充。《宦官列传》中所传高力士，自肃宗时被贬，至代宗初而卒，便是取郑处诲《明皇杂录》补写的。甚至连高力士因伤感而寄意的四句五言诗也都转录过来，陈寅恪先生对此已有考证。〔25〕
    《旧唐书》传记与《大唐新语》的关系，实在值得认真探讨，因为两者的雷同之处确实太多。现择录一段传文，列表加以对照：
    《旧唐书》《大唐新语》
    《李靖传》：太宗初闻靖破 《容恕》：李靖征突厥，征颉利可汗
    颉利，大悦，谓侍臣曰："朕闻主
    ,拓境至於大漠。太宗谓侍臣曰："
    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
    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
    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於
    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於突
    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
    厥，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今
    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暂劳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首，耻
    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
    其雪乎！"群臣皆呼万岁。御史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