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唐书·经籍志》提到的“记礼法之沿革”、“裁国史之繁略”以及“诸公文集”三个系列的史源之外，还有未曾提及、也未著录的杂史、小说之类的资料来源问题。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三年（620）七月乙丑， 有“罗士信为王世充所围”一事。其《考异》徵引了《太宗实录》、《旧唐书·太宗纪》、《单雄信传》和刘餗《小说》，经考证认为《旧唐书》记载失误，是承袭了刘餗《小说》所致。司马光的这一考证，表明《旧唐书》的确参考过刘餗的《小说》，只不过是参考错了而已。
    当然，更有采录杂史原文的诸多例证，後文将作详述，这里仅举一简单的实例。李肇的《国史补》卷上有“李勉投犀象”条，其文为：“李汧公勉为岭南节度使，罢镇。行到石门停舟， 悉搜家人犀象，投於江中而去。”《旧唐书·李勉传》记述：大历四年，除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及代归，至石门停舟，悉搜家人所贮南货犀象诸物，投之江中。”就目前可见唐代杂史，只有李肇记述了“李勉投犀象”之事，《旧唐书·李勉传》所记，文字如此雷同，极有可能是直接采录自《国史补》。
    总而言之，《旧唐书》的取材，绝不仅仅限於唐代的国史、实录，也不应当以其《经籍志》著录的“有无”为判断标准。应该说，代宗以前的纪传体国史，穆宗以前的编年体唐史，武宗以前的各帝实录，宣宗以前有关“礼法之沿革”的各种典志，以及大臣奏议、诸公文集，乃至杂史、小说，《旧唐书》的纂修者都曾采摭。而这些文献，绝大多数已经亡佚，仅仅凭藉《旧唐书》才得以程度不同地保存！
    在获得了以上的基本认识之後，下面分别对《旧唐书》志、列传的史料来源进行具体考察。
    二
    自宋以来，历代都以《新唐书》胜於《旧唐书》，再也无人过问《旧唐书》“十一志”的情况。为此，这里多作一点考察，以见新、旧两书各志的优劣。
    总的来讲，《旧唐书》各志基本上是代宗以前为详，德宗至武宗渐略，宣宗以下则寥寥无几。这种现象固然与整个史料来源情况直接相关，但也应看到唐代後期值得载入史册的定制原本就不多。大凡志中涉及到的唐後期的制度，多数都是较为重要的内容。因而，有的志的编纂情况就更应当引起重视了。下面，依次进行考察。
    《礼仪志》七卷，主要依据《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改编，这似乎是公认的事实，但应作进一步的分析。就其编排顺序而言，不是按照吉、宾、军、嘉、凶五礼来叙述的，而是依《通典》的郊天、明堂、封禅、社稷、宗庙、袷禘、五服、縗裳等项分卷记叙的。 所以，应该说：记玄宗以前的礼仪，取材主要采自《大唐开元礼》，编排主要沿袭《通典·礼典》。玄宗以後，取材较为复杂。德宗贞元中，太常礼院修撰王泾“考次历代郊庙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号，而图其坛屋陟降之序，为《郊祀录》十卷”。〔13〕整部《旧唐书》虽然有四处提到王泾其人，却无一处点出《大唐郊祀录》其书，《礼仪志》似未采用其书。前文曾经提到，宪宗元和十一年韦公肃《礼阁新仪》三十卷，後晋史官虽然见得到，但《旧唐书》却未涉及，多少有些奇怪。接下来，便是元和十三年王彦威《曲台新礼》三十卷，“集开元二十一年已後至元和十三年五礼裁制敕格”。〔14〕这显然是继《大唐开元礼》的一部续作。《旧唐书》中，不仅《宪宗纪》、《王彦威传》都记述了《曲台新礼》这部书，而且《王彦威传》通篇都是记其“议礼”生涯的，足以显见後晋史官是十分了解其人而又见到其书的。就《礼仪志》本身来看，在叙及穆宗至文宗议礼之事时，多次引录王彦威奏。《志》五记昭宗大顺元年（890）将行禘祭，有司请以敬宗、文宗、宣宗三太后祔享太庙，便是因为“旧章散失，礼院凭《曲台礼》”进奏的。尽管博士殷盈孙“非之”，朝廷仍然“依行之”。这一记载表明，《曲台新礼》对穆宗以後的礼仪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旧唐书》纂修者也注意到了。文宗以後的礼仪，主要围绕宗庙、袷禘有过几次争议， 集中在《志》五、《志》六，显然是後晋所搜集到的一些散篇，经过编缀而成。总起来说，《礼仪志》取材主要源自《大唐开元礼》、《曲台新礼》和文宗以後的一些散见的礼仪奏章，而编纂体例则沿用《通典·礼典》。《新唐书》合《旧唐书》的礼仪、音乐为礼乐，其礼的部分主要是变换体例，按照“贞观、开元”的“五礼之文”损益。
    《音乐志》四卷，有的论著认为，其文字“多本之於《通典》”。如果说这是指有关唐代沿革、乐器，指歌、舞及其曲，指清乐、四方乐、散乐及坐立部伎等主要内容，是不错的。但这些只是四卷书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并不是全部。实际情况应当是这样：《志》一主要依据前後《会要》，并参照《通典·乐典》。具体而言，志文中“高祖受禅，擢祖孝孙为吏部郎中”以下，至贞观十四年敕、八座议定“七庙登歌”的记述，是分见於《通典》卷一四三《历代制造》、卷一四七《郊庙不奏乐庙诸室别舞议》，而在今本《唐会要》中则是顺序地编排在卷三二《雅乐》上，更便於直接采录转引。志文中的“麟德二年十月制曰”以下，至仪凤三年（678）七月以前的记述， 《通典》在卷一四七《郊庙宫悬备舞议》，《唐会要》在卷三二《雅乐》上。以下记“乾元元年”事，见《唐会要》卷三三《雅乐》下；记“贞元间”事，见《唐会要》卷三三《诸乐》；记“大和三年八月太常礼院奏”，见《唐会要》卷三三《凯乐》。这都是超出《通典》记事下限的部分。《志》二主要本於《通典》卷一四四、一四五、一四六的《乐》四、《乐》五、《乐》六的各篇，并参取了前後《会要》。惟其记“广明”以後事，直至结尾，与今本《唐会要》卷三三《雅乐》下所记“广明”以後事全同。苏冕《会要》、崔铉《续会要》记事下限分别为德宗、宣宗，而王溥《唐会要》後晋时根本就没有形成。志中的这段记事与今本《唐会要》的这段文字，显然同出一源，即昭宗时修奉乐悬使、宰相张浚及太常博士殷盈孙等修定乐悬的论议、奏疏。其《志》三、《志》四，则不本於《通典》及前後《会要》，似为後晋太常所保存或搜集的“诸庙乐章舞名”，这在後晋纂修《旧唐书》的总体筹划当中是有明确规定的。当然，有些是早已汇集成册的，如开元二十五年太常卿韦绦令太常博士、太乐、郊社令等员“铨叙前後所行用乐章为五卷”。也有收入文集当中的，如武则天大享昊天乐章十二首、享明堂乐章十二首，等等。这类乐章之书，有些今天尚可见到，有些只能借助本志知其大概了。《新唐书》合礼乐为一志，乐附於礼，仅二卷，较本志减少一半篇幅。
    写到这里，应当提出今本《唐会要》来说一说，因为下面还会多次涉及。通常所说今本《唐会要》，是指“武英殿聚珍版书”所收，仅缺卷七、卷八、卷九、卷十，是现存最完整的王溥新编全本《唐会要》。王溥新编，是在苏弁、苏冕兄弟《会要》四十卷、崔铉监修的《续会要》四十卷基础上，采集宣宗以後政事，重加厘定所成，共计一百卷。元明之际，苏氏、崔铉前後两次所修《会要》亡佚，王溥新编也出现错杂和缺卷。从以上的对照和下面的对照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凡今本《唐会要》与《旧唐书》中记事内容、叙述文字全同者，都可以说是苏氏《会要》或崔铉《续会要》原文。反转过来，又证明王溥新编《唐会要》，对於苏氏、崔铉两《会要》很少改动，只是补续宣宗以後要事。这对我们认识今本《唐会要》的史料价值，也有间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