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前引《南齐书》卷三四《王谌传》甚详。其中有云：
    宋大明中，沈昙庆为徐州，辟谌为迎主簿。又为州迎从事，湘东王国常侍，镇北行参军，州、国、府主皆宋明帝也。
    除前面已分析的数点之外，尚有二点可资注意者：（一）沈昙庆于“大明元年（公元457年），督徐兗二州及梁郡诸军事、辅国将军、徐州刺史”时（注：《宋书》卷五四《沈昙庆传》。），辟王谌为州迎主簿。后宋湘东王刘彧于大明“八年（公元464年），出为使持节，都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镇北将军、徐州刺史”时（注：《宋书》卷八《明帝纪》。），任其为州迎从事，继而又入仕为“湘东王国常侍、镇北行参军”，后刘彧为宋明帝，故称：“州、国、府主皆宋明帝也。”可见其以白衣任“州迎主簿”，后不知何故，并未入仕。越七年，其又任“州迎从事”，当亦以白衣任此职，并随即入仕。（二）刘彧以皇子、亲王临徐州，而王谌为一般士族，之所以以其为“州迎从事”，似其已先任过“州迎主簿”，具有一定的资格，又似作为一种资格“州迎从事”较“州迎主簿”为高。
    关于州迎西曹、州迎西曹行事。《宋书》卷九三《龚祈传》：
    （刘宋初）龚祈字孟道，武陵汉寿人也……祈年十四，乡党举为州迎西曹，不行。谢晦临州，命为主簿，彭城王义康举秀才，除奉朝请，临川王义庆平西参军，皆不就。
    似有数点可注意者：（一）此为“乡党举为州迎西曹”，乡党者民间也，可知“州迎主簿”并非正式官职，仅为一资格。（二）其以白衣被举为“州迎西曹”，然终不就，且一生未仕。
    又有州迎西曹行事。《梁书》卷二七《到洽传》：
    （齐梁之际）到洽字茂沿，彭城武原人也。宋骠骑将军彦之曾孙。祖仲度，骡骑江夏王从事中郎。父坦，齐中书郎。洽年十八，为南徐州迎西曹行事。洽少知名，清警有才学士行。谢朓文章盛于一时，见洽深相赏好，日引与谈论……朓后为吏部，洽去职，朓欲荐之，洽睹世方乱，深相拒绝。除晋安王国左常侍，不就……（萧梁武帝时）即召为太子舍人。
    而《南史》卷二五《到洽传》：
    朓后为吏部，欲荐之，洽睹时方乱，深相拒绝……（萧梁武帝时）即召为太子舍人。
    似有数点可注意者：（一）南齐时，南徐州下有南彭城郡，其下又有武原县（注：《南齐书》卷一四《州郡上》。）。到洽以本地人氏为南徐州迎西曹行事。（二）其以白衣任南徐州迎西曹行事。（三）南朝州属吏有西曹书佐、西曹主簿，西曹行事一职殆鲜。所谓“行事”者，为无此正式官职而行此官职之事。一般是指低职行高职之事。如《南齐书》卷四三《江敩传》：南齐武帝时，“出为辅国将军、东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南徐州事。”其中更多的情况是皇子皇弟属官代行皇子皇弟之州、郡、府、某官之事。如《南齐书》卷四六《蔡约传》：南齐武帝时，“出为宜都王冠军长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有简称“行事”的。如《梁书》卷四○《到溉传》：梁武帝时，“湘东王绎为会稽太守，以溉为轻车长史，行府、郡事。高祖敕王曰：‘到溉非直为汝行事，足为汝师，间有进止，每须询访。’”甚至有以白衣行某官职事者。如《南齐书》卷四八《袁彖传》：南齐明帝时，“出为冠军将军、监吴兴郡事……彖到郡，坐逆用禄钱，免官付东冶……释之。寻白衣行徐州事。”如此，“迎西曹行事”既是“迎”，又是“行事”，且由白衣担任，故其本身不是一种官职，而仅是一种入仕资格。
    关于郡迎吏。《南齐书》卷三二《王琨传》：
    （宋齐之际）王琨，琅邪临沂人也……元徽中，迁金紫光禄，弘训太仆，常侍如故。本州中正，加特进……时王俭为宰相，属琨用东海郡迎吏。琨谓信人曰：“语郎，三台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当乞寒贱，省官何容复夺之”。遂不过其事。
    似数点可注意者：（一）似郡亦有迎吏，当亦以白衣为之。（二）主要郡迎吏的具体名称不详。（三）郡迎吏作为一种入仕资格似在梁、陈时有更严格的规定。《隋书》卷二六《百官上》有云：“陈依梁制……其诸郡，唯正王任丹阳尹经迎得出身，庶姓尹则不得。”亦见梁、陈时，只有正王任丹阳尹时的丹阳郡迎吏为出身，即为入仕资格，其他郡包括非正王任丹阳尹的丹阳郡迎吏已不具备入仕资格。
    综上所述似可得出如下结论。
    （一）两晋、刘宋之际的州、郡迎吏似由州大中正推选。《通典》卷三二《总论州佐》：西晋时，“刘毅上表：‘刺史初临州，大中正选州里才业高者兼主簿、从事，迎刺史。’”可见西晋时州主要迎吏尚称兼主簿、兼从事，其职责主要为迎新刺史。入南朝，在东晋、刘宋时，州都亦即州大中正以及乡党似乎还有一定的权力。如《宋书》卷八五《王景文传》引其上疏有云：“比日忽得兖州都送迎西曹解季逊板云是臣属，既不识此人，即问郗颙，方知虚托。”此兖州都即兗州大中正，显然其参与了兖州迎西曹解季逊的任用事宜。然新任的州刺史也掌有一定的权力。入南齐、梁、陈，新任州刺史的权力愈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