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齐随郡王萧子隆这一段经历。《南齐书》卷四○《萧子隆传》：其于齐武帝永明“八年，代鱼复侯子响为使持节、都督荆雍梁宁南北秦六州、镇西将军、荆州刺史，给鼓吹一部……隆昌元年，为侍中、抚军将军，领兵置佐。延兴元年，转中军大将军，侍中如故……高宗辅政，谋害诸王，世祖诸子中，子隆最以才兒见惮，故与鄱阳王锵同夜先见杀”。很明显，萧子隆于永明八年（公元490年）至隆昌元年（公元494年）任荆州刺史，在这一段时间内辟召庾于陵为荆州主簿，其似于隆昌元年“代还”，先“为侍中、抚军将军”，后又“转中军大将军，侍中如故”。其又以庾于陵为送故主簿一同“代还”，回到京师。也就在这一年他被尚处辅政地位的刘鸾即后来的宋明帝杀害。留在京师的庾于陵参与经理丧事。值得注意的是，在萧子隆死后，庾于陵也没有返回荆州，而是“始安王遥光为抚军，引为行参军，兼记室”。
    检南朝的有关史书，“送故主簿”仅得此三例。三例的性质完全相同。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当时的风气或惯例，每每州、郡长官调动时，以送故主簿的名义将州、郡的重要属吏——主簿等带走，而后另有任用。之所以以主簿送故，在于主簿系州、郡最重要的属吏，与州、郡长官的关系最为密切。《通典》卷三二《州郡上》：“主簿，一人，录门下众事，省署文书，汉制也。历代至隋皆有。”《北堂书钞》卷七二《主簿163》：“主簿书，普闻众事。”严耕望先生在深入考察魏晋南朝州、郡主簿的实例后，以为：州主簿，“据此诸条所示，主簿掌刺史之节杖文书，传令检校，为其喉舌耳目。故职殊亲近，为心腹之寄。盖有类于近代秘书之职。”（注：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三），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四十五，第165页。）而郡主簿，“自汉以来，门下之任以主簿为首，有如今日之秘书长”（注：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三），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四十五，第274页。）。如此，何以以主簿送故其意明矣。
    综上所述，在两汉魏晋延至南朝的州、郡送故迎新过程中，在南朝时衍生出具有入仕资格的迎主簿、迎从事、迎西曹；具有调动州、郡大吏机制的送故主簿。这和原先意义上的迎吏与送故吏已大相径庭。这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央政府权力与官员个人权力的消长变化，也表现出南朝选官体制与官僚体制中不易被人觉察的微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