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独立后的政治经济体制
    巫统、马华公会和印度人国大党所组成的马来亚联盟党在选举中取得压倒多数的胜利后，英国将联盟党看成是权利转让的对象，承认了马来亚联合邦的独立。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取得了独立。关于独立后的政治经济体制，巫统和马华公会在独立前就开始了协商。印度人国大党由于议席很少，内部存在着派系斗争，因此在联盟党内无法发挥领导能力。
    巫统和马华公会在决定独立后体制的协商中，就各种族集团的利害冲突问题提出了妥协方案。该妥协方案带有独立时的合同之意，称为独立合同（Merdeka Contract）。在达成妥协的协商过程中所采用的决议方法是，不针对每个问题调整各种族集团间的利害关系，而是综合处理所有的问题，在各种族集团之间进行总的调整。其结果，在经济方面，华人取得了主导权，而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马来人取得了主导权。
    首先来看看经济方面的协商结果。根据独立合同，经济关系的部长职务及制定经济政策的实权给予了华人。其结果，独立后的经济体制基本上继承了英国殖民地时代的体制，采取了政府不进行强烈干预的自由主义政策。但是，并非在所有的产业部门都实行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在农业、农村开发领域，政府进行了积极的干预。关于政府对农业、农村开发进行什么样的干预，将在下一节探讨，其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在农村生活的马来人农民的经济地位。进而在宪法中对马来人规定了以下这些特权：①公务员的优先录用，②对特殊行业优先发给执照，③在教育方面给予奖励优待，④对土地所有权予以保护等。这些特权的基础是英国殖民地时代形成的马来人优先制度。以上内容可以概括如下，独立后的经济体制一方面与殖民地时期一样保障以英国资本为中心的外资和华人资本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试图保护经济实力较华人和印度人弱的马来人。
    其次来看看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协商结果。由于给予了华人经济方面的主导权，并承认华人所要求的根据出生地主义的公民权的获得，作为其代价，马来人取得了这些方面的主导权。政治的主要决定权给予了马来人，文化方面也优先考虑马来人的价值观。在文化方面的决定事项中包含了以下这些内容：①将伊斯兰教作为国教，②独立10年后将马来语作为国语和通用语，③建立以马来语为媒介的统一的国民教育体制。
    巫统和马华公会之间为何能够达成上述这些协议呢？为了确认这一点，有必要看看制定妥协方案的巫统和马华公会的领导人是什么人物。首先，巫统的首任主席拿督翁1951年退党后成立了新党马来亚独立党（Independent Malaya Party）。拿督翁一直以来就允许非马来人参加巫统，并试图成立将各种族集团统一起来的政治集团。但由于日本军政时期各种族之间的感情恶化，这种想法并没有得到其他巫统成员的支持。新党成立后，拿督翁致力于各种族集团间的统一，但他的马来亚独立党并没有获得更多的支持者。
    拿督翁退党后，拉赫曼成为了第二任主席。拉赫曼并没有采取拿督翁所谋求的各种族集团统一的路线，而是在维持各种族集团政党的基础上，寻求它们之间的协调关系。通过拉赫曼的这种做法，巫统和马华公会自1952年开始在选举中结成了合作关系，它们的联合在选举上取得了成功。其后，1953年拉赫曼召集巫统和马华公会的领导人，召开了圆桌会议，以求双方结成永久的联盟，并谋求马来亚联合邦的独立。巫统和马华公会无法忽视本种族集团的利弊，但在谋求独立这一点上目标是一致的。于是，建立了各种族集团协调路线的拉赫曼便出任了马来亚联合邦的第一任首相。
    这样，由于拉赫曼的协调政策，加上马华公会有着接纳该协调政策的基础，巫统和马华公会便达成了协议。那么，马华公会方面的状况究竟如何呢？为了对此加以探讨，有必要确认一下华人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
    华人社会根据移民到马来半岛的时期可分为两个阶层。以19世纪中叶开始的锡矿开采热为分水岭，在锡矿开采之前移民到马来亚的中国人及其子孙形成了中国人社会的精英阶层，而作为锡矿工人移民到马来亚的中国人大部分都是劳动者阶层。
    前者的祖先是15世纪初开始的马六甲王国时代移民到马来半岛的。当时的马六甲王国作为国际贸易的基地很是繁荣，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商人及中国商人都居住在那里。中国商人的子女随着英国的进入接受了英语教育，在殖民地体制下作为贸易商和投资家积累了财富。这批人的特征是趋于本地化。初期的中国移民中女性很少，因此中国人男性往往与马来人女性结婚。他们被称为峇峇中国人（Baba Chinese），并与同样接受英语教育的其他种族集团的精英保持着密切的往来。比起中国本土，峇峇中国人对宗主国英国或马来亚抱有更强烈的归属意识。
    另一个阶层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大量移民时代前往马来半岛的中国人。这一阶层的人大部分是随着马来亚的锡矿开采热而流人的劳动力移民。他们作为锡矿工人工作，不太跟其他种族集团交往，一直在中国文化、中国的习俗中生活。他们的子女多在华文学校接受教育。这一阶层的特征是：①讲出生地的中国方言；②移居后仍然保持着中国的文化和习惯；③参加华人的互助组织；④归属意识在于中国本土或同乡组织。
    这样，马来亚的华人社会就分成了接受英语教育的精英阶层和保持中国文化的劳动者阶层。在马华公会与巫统就独立后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协商的时候，华人社会中掌握着政治实权的是贸易商和投资家所组成的精英阶层。马华公会的领导们在与巫统签订独立合同时，为了顺利地进行经济活动，有必要在经济方面掌握实权，但在文化方面没有必要强烈要求华语的通用语化及用华文进行教育。因为马华公会的领导们接受过英语教育，他们正趋于本地化。可以说独立合同是马华公会牺牲华人大众的文化需求而成立的。
    当然，华人大众也没有简单地接受独立合同中有关文化的协定。根据巫统和马华公会的协议，决定独立后的马来语和英语作为中小学教育的必修科目时，各地的华文学校立即开展了抵制运动。1957年11月在怡保区联邦议会补缺选举中，华文教育问题成为了争论的焦点，获得华人组织支持的在野党人民进步党（People's Progressive Party）的候选人当选，而其对手马来亚联盟党的候选人则落选了。其后，华人大众对巫统和马华公会擅自签订的独立合同导致牺牲了华人的文化需求的不满情绪并没有消除，在1969年的5.13事件之前掀起了要求多元文化主义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