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独立后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
    独立后的马来西亚经济在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下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实际GDP增长率1956-1960年平均为4.1%，1961-1965年为5%，1966-1970年达到了5.4%。支撑着这种高速增长的是农业部门。农业部门的比率随着经济增长已逐渐降低，但其仍然是支柱产业。例如，在1965年的GDP中，农林水产业占了整体的28.3%。具体地看，农业和畜产占10.5%、橡胶种植占14.5%、林业占1.3%、渔业占2%。
    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马来西亚的农业在东南亚各国中保持了最高的增长率，其主要原因是生产率的迅速提高。这是独立后的开发政策推行橡胶再植的结果。另外也不能忽视大米生产率的提高。根据政府的开发政策，在水稻种植地区施行灌溉的结果，60年代以后水田的双季稻种植有了进展，大米的产量提高了。另一方面，制造业进入60年代以后开始发展，但在1965年的GDP中仅占10.3%，其比率还赶不上农业部门。
    那么，独立后的经济发展对多民族的马来西亚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将以经济开发的利益分配问题为中心进行考察。
    1.库兹内茨的倒U字型假说
    经济学家库兹内茨很早就着眼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均等的关系，并利用发达国家的长期经济统计取得了先驱性成果。根据他的理论，在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较小，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均等程度趋于扩大，其后，经济发展阶段达到一个转折点后，便转向收入的均等化。如果以横轴表示经济发展的阶段，以纵轴表示收入不均等程度，便形成倒U字型，因此他的假说便被称为“倒U字型假说”。关于倒U字型假说，自库兹内茨发表了论文以来直到今天，人们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分析。但是，有的研究支持这一假说，而有的研究则加以否定，迄今还没有得出定论。
    但是，仅就马来西亚来说，伴随经济发展的收入不均等程度的变化基本上与库兹内茨的倒U字型假说一致。吉尼系数是表示收入不均等程度的指标，取0至1的值。取值越高，不均等程度也就越高。根据池本幸生的计算，自独立后到70年代中期，吉尼系数的值越来越大，表明马来西亚的收入不均等程度有了扩大。而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已转而趋于均等化。因此，可以说从独立到5，13事件发生的时期是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差距趋于扩大的时期。
    问题是收入差距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扩大的。在探讨这个问题时，重要的是分析各种族集团的收入分布及各阶层的收入结构。如果将种族集团看作一块岩石，只能得出马来人的收入比华人和印度人少的结论。当然，对种族集团间的收入差距加以比较也是很重要的，但既然各种族集团内部产生了阶层分化，就有必要对种族集团间的差距和阶层间的差距这两方面进行考察。
    2.独立时的收入分布
    首先探讨一下1957年独立时的收入分布。作为显示收入分布的统计，有“马来亚联合邦的家庭收支预算调查（1957-1958年）”。该统计是根据1957-1958年进行的家计调查所编制的。因此，准确的说，那不是1957年度的收入分布，而是1957-1958年的收入分布，但这里仅称为1957年的收入分布。在这项调查中抽取了2760户作为样本。样本数仅有全部家庭数的0.2%，而且有着1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阶层没有列入调查对象的问题，但对了解这一时期的收入分布却是宝贵的资料。
    池本按阶层将各种族集团分为10组。在各种族集团中，收入最低的10%列为最下位（第1位），其后每10%进一位，收入最高的列为最上位（第10位）。各种族集团按其居住地区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系列，因此，在探讨收入分布之前，拟确认一下各种族集团居住地区的人口比率。马来人的农村人口比率大大高于其他种族集团。而华人和印度人的城市人口比率要比平均水平高，1957年华人占44.7%，印度人占30.6%。以下根据上述居住地区的特点，就收入分布加以考察。
    第一，探讨一下种族集团间的收入差距。首先就马来人和华人的收入来看，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差距，但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其收入差距的状态有所不同。在农村，华人各阶层的收入是马来人收入的两倍以上，而且越是高收入阶层，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大。而在城市，同样越是高收入阶层，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大，但各阶层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农村那么大。因此，华人和马来人的收入差距主要归因于农村的收入差距，独立后的开发政策旨在保护马来人农民是合乎道理的。其次，就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收入进行比较，也是城市和农村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农村，马来人的收入比印度人还低，而在城市，大部分阶层的马来人收入都已比印度人高。这样看来，并非所有马来人的收入都比其他种族集团低。
    第二，拟考察一下阶层间的收入差距。无论在哪个种族集团，最下层都是不到100美元的低收入，尤其是居住在农村的马来人，其最下层的收入最低，仅为24.4美元。但马来人农民在第5位之前都不满100美元，因此马来人内部的阶层间收入差距并没有华人农民那么大。从阶层间差距不大这个意义上看，农村的印度人也是如此。无论哪一个种族集团，城市的阶层间收入差距都比农村大。阶层间收入差距最大的是城市的华人。城市华人最上位的收入水平为1330.7美元，约为最下位收入50.5美元的26倍。
    3.收入分布的变化
    为了考察独立后至5.13事件的收入分布的变化，将1957年和1960年的数据加以比较是最恰当的。但问题是在根据1967年至1968年的调查编制的“家庭的社会经济抽样调查”“1967-1968年）”中没有包含实物收入。当时的佃农是靠地主支付的实物维持生计的，所以依据不包括实物收入的统计无法把握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状况。因此，这里采用了根据1970年的人口普查编制的Post-Enumeration Survey 1970（PES）的统计数据。该统计以马来西亚半岛人口1.5%的13500人为调查对象，因此精确度比以往的统计高。PES并没有公开发表，但阿南德（Anand）将其作为资料加以使用。以下来看看阿南德发表的各种族集团的收入分布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