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贾瓦哈拉尔研究过费边社的各种论文书籍，并在剑桥和伦敦作为学生听过肖伯纳的讲课，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强烈兴趣却是在狱中进行阅读和思考的结果，也是1926年-1927年访问欧洲（包括四天莫斯科之行）的结果。意味深长的是，印度独立同盟（这是他和苏巴斯·鲍斯在1928年创立的）的目的之一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改革社会的经济结构。贾瓦哈拉尔在拉合尔年会上的主席致词中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并断言“社会主义已渗透整个社会结构，唯一的争论之点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速度和方法”。稍早一些时候，他曾主持过全印工会大会（AITUC），并提出这样的论点：尽管国大党具有资产阶级性质，但它并不是国内唯一的有效力量。1931年3月，基本上是由于甘地的支持， 他得以促使卡拉奇年会通过一项关于基本权利和经济政策的议案，这项决议案所设想的内容除其他事情外还有对关键工业与服务部门、矿产资源、铁路、河道、航运和其他运输工具实行国有。这项决议确实带有温和的社会主义色彩，不过社会主义思想这时在国大党内还不很流行。1929年阿查里雅·纳仑德拉·德瓦对尼赫鲁谈到北方省独立同盟时所说的话也适用于1931年国大党内的大多数社会主义拥护者：“我们大家也许都一般地相信在新的基础上改造我国社会的必要性，但是我们中间大多数人的思想都是不明确的，而且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怎样进行这项事业”。
    直到1934年，在甘地取消公民不服从运动后一些偶尔被关进纳西克的监狱、并对甘地的领导已不抱幻想的年轻的国大党人才主动成立一个社会主义小组。其中有贾雅普拉卡什·纳拉扬、阿索卡·梅塔、阿丘特·帕特瓦丹、优素夫·梅赫拉利和S·M·约希。后来参加这个小组的还有纳仑德拉·德瓦、斯里·普拉卡萨、桑普纳南德、N·G·兰加以及其他一些人。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谈论阶级斗争不可避免，要求按照苏联的模式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发展，怀疑甘地的领导，并怀疑非暴力可以解决印度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甘地是他们选择来进行抨击的对象。贾雅普拉卡什说甘地是个典型的“土包子”。他认为甘地是个过时的人物，不能领导人民前进了。国大党只有吸收工农群众才能扩大其基础，清除失败主义思想，使民族主义斗争“社会化”，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帝国主义战线。
    甘地没有被这些青年人的政治智慧所感动，他把他们称为一伙“草率从事的人”。关于阶级斗争、剥夺财产和暴力的谈论使他反感。虽然如此，他却又不肯参与封堵国大党社会主义派的嘴巴。事实上，他曾以实行单独可转移选举制的办法帮助他们在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中取得更多的席位。他还宣布自己正式退出国大党组织，以便使得他的批评者可以在不受他妨碍的情况下发表意见。
    国大社会党（the Congress Socialist Party）成立时尼赫鲁正在狱中。他从来没有在这个党内担任职务，甚至不是这个党的成员。但毫无疑问，他是这个党所崇拜的英雄和得到鼓舞的源泉。这个党的一些领导人物，如纳仑德拉·德瓦、贾雅普拉卡什·纳拉扬和阿丘特·帕特瓦丹，都同尼赫鲁很接近，并且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与他有相同的观点。但是，尼赫鲁的社会主义不是教条。他也没有象印度政府所怀疑的那样打算“把共产主义的毒素灌输给群众”。他在1938年3月写道：“我当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相信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我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这主要是因为我反对那种把共产主义当作神圣教条的共产主义倾向，而且我不喜欢别人叫我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
    甘地还不到四十岁的时候，他就发展了他自己的一套相信非暴力而不相信工业化和现代国家的社会哲学。甘地理想中的印度是“一个由小乡村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它只提供居民的生活必需品。由于它以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分散化为基础，所以它将减少对国内剥削和外来侵略的引诱。它既不模仿英国的模式也不模仿苏联的模式，而是按照印度的条件进行建设。用甘地的话说，它将实现“大同之治”（Ram Raiya），即纯粹以道义力量为基础的人民主权国家”。他1936年12 月在费兹普尔说：“我要告诉我的信仰社会主义的朋友们，你们谈的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我们的祖先们总是说，‘这是上帝的国土’。这既不是资本家的国土，也不是柴明达的国土，也不是任何人的国土。它属于上帝”。
    国大社会党人并不认真地把这位圣雄的理想国家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是在他们看来还是在尼赫鲁看来，甘地牌号的社会主义都是一种“混乱的人道主义”。
    七
    由于被监禁和家庭的不幸，贾瓦哈拉尔脱离印度政治几乎达四年半之久。奇怪得很，在他被囚禁期间，他的政治声望却提高了；他不仅在知识界而且在广大群众中有很大影响；他的自传很快就使他享有世界知名作家的美名。对于尼赫鲁的声望和他与国大党领导之间的分歧，甘地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但尽管如此，甘地仍使尼赫鲁当选为1936年国大党年会的主席（这次年会是在尼赫鲁从欧洲回国后几天在勒克瑙召开的）。尼赫鲁知道社会主义者在党内只占极少数，所以只让其中的三个人--贾雅普拉卡什·纳拉扬、阿丘特·帕特瓦丹和纳仑德拉·德瓦--参加了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而把其余的十一个席位给予元老派--“甘地派”。工作委员会感到很难和睦相处。在尼赫鲁回国以前，政治温度就已经上升了。他在勒克瑙年会上的富有战斗性的演讲进一步提高了这种温度。国大社会党人似乎急于求成；老一辈领导人疑神疑鬼，神经紧张；尼赫鲁本人也坐卧不安。他在1936年5月3日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今天我觉得在印度将发生敌对意识形态之间的一场拔河赛……我自己非常倾向于一种意识形态，我感到苦恼的是我的同事中有些人却在走另一条路”。两天以后，他描述了他在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中的精神孤立感：“过去十二年是我艰苦地、不断地工作的年代，也是我自我教育、研究和思考的年代……可是别人……却没有不厌其烦地去进行思考或研究，而是仍然迷迷糊糊地原封不动。可是世界是变化的”。到6月底，公众所不了解的危机已经成熟了，七名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成员向尼赫鲁提出了辞职。党有发生分裂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