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和尼赫鲁之间的工作伙伴关系一直保持到底，然而他们的人生哲学却从来没有真正吻合过。1945年10月，即关于英国最后放弃政权的谈判开始之前几个月，甘地写信给尼赫鲁说：“现在我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了……所以我已提名你做我的接班人。但是，我必须了解我的接班人，我的接班人也应当了解我。只有那样我才会感到满意”。他接着表示了他的这一信念：只有过俭朴的乡村生活才能实现真理和非暴力。正如他经常所说的那样，他还把独立后的印度设想为一个由自力更生的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尼赫鲁答复说：“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真理与非真理、非暴力与暴力的问题。我们认为，也必须认为，我们的目的必须是实行真正的合作和使用和平的方法，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实现一个促进这些目的的社会。整个问题是：这个社会如何实现和这个问题的内容应当是什么。我不理解为什么乡村必然会体现真理和非暴力。一般说来，乡村在知识上和文化上是落后的，而在一个落后的环境中是不可能取得任何进步的。心胸狭窄的人们不真实和采取暴力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对于《印度自治》中所概述的那种农村乌托邦可以实现真理和非暴力的说法，持怀疑态度的不仅仅是尼赫鲁，几乎整个国大党领导层以及知识界都如此，他们从来也没有搞懂甘地的杂乱无章的哲学，他对非暴力的绝对信念，以及他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工业化和典章制度的批评。
    甘地和尼赫鲁之间在1945年进行的关于什么是理想社会的辩论始终未得出结论，但尼赫鲁坚持了他在公开场合和私下始终采取的方针。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们不能制止演变的长河，也不能随波逐流，而且从心理上说，我们这些吃了伊甸园苹果的人不能忘掉它的味道而回到原始状态去”。甘地还在世的时候，制宪会议就为一个以议会民主制为基础、文官和陆海空三军齐全、具有现代工业基础结构的现代民族国家开始制订一部宪法，几乎任何人都没有对此感到惊讶。正如一位敏锐的评论家最近所指出的，对尼赫鲁和他的同事们来说，1947年的并不存在对甘地的“个人忠诚”问题，而是“一个社会观点和原则问题……在一个强大的工业（和军事）国家与一个仅能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家之间进行的选择”。甚至在甘地还在世的时候，尼赫鲁就象他曾经说过的那样选择了前者。
    尼赫鲁是不会说他在当政期间遵循了甘地为独立的印度制订的蓝图的。即使有可能看到这样一个蓝图，这个蓝图也是很难适合现代国家机器的。“共同繁荣”事业不同于社会主义，不可能通过立法得到实现。要实现它所要求的人类思想感情变化，最好是靠自愿的努力和有献身精神的人们的榜样，而不是靠议会、内阁、文官、法庭和警察的权力。但公正地说，我们必须承认尼赫鲁曾尽可能地使甘地的思想适用于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有些甘地主义的东西被剔除了，不可能什么东西都加以吸收。但是，在国家机器的无情运转中，任何人都没有象尼赫鲁那样吸收了那么多甘地的东西，或者说掺合了那么多甘地的东西”。甘地的精神可以从尼赫鲁始终如一地尊重个人自由和世俗主义、反对暴力和严格控制、决心在议会体制范围内取得全国的意见一致等事实中看出来。象甘地一样，尼赫鲁也深切关怀小农、无地雇工和产业工人。他的关于五年计划的概念虽与甘地主义经济学相去甚远，但它强调改善印度农村状况，并包括乡村发展、村自治和家庭工业等计划。事实上，人们最近提出了一个论点，即印度计划委员会花了几十亿卢比对农村手工艺品实行补贴，“作为农村失业救济的一种形式，并作为对甘地的纪念”。
    在外交政策方面，尼赫鲁并未表现出太多的甘地主义精神，他没有片面地解除印度的武装，也没有向巴基斯坦和中国示弱。然而，他在整个执政期间都倾向于不同军事集团结盟、和解、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间分歧以及扩大和平区域。尽管遇到困难和挫折，他仍毫无畏惧地追求这些目的，而他的这种信念是他同甘地的长期交往中产生的。他晚年时，世界昏暗无光，犬儒主义、暴力和冷酷无情日益严重，而他却以甚至更似甘地主义的语调说话，一方面呼吁人们把“科学方法”和“精神方法”结合起来，一方面告诫计划委员会防止“好大喜功”的危险。而且，他在他写的几乎是最后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虽然科学、技术和生产的进步是需要的，但“我们一定不可忘记，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具备个人品德以及作为其基础的达磨这一概念”。［续完］
    指甘地被刺杀。-译者
    译自［印度］B·R·南达：《甘地与尼赫鲁》，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年英文版
    注：此文上见K52世界近、现代史专题1985年12期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