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由于甘地的干预，1936年国大党内的危机得到了克服。尼赫鲁继续担任主席，而且事实上还连选连任了一年。然而，他与他在工作委员会中的同事们格格不入。甘地察觉到尼赫鲁心情不愉快，容易发脾气。他写信给尼赫鲁说：“不知怎么地，我说什么、甚至也许做什么，都使你不痛快……你一定要忍耐，直到把我所理解的事情搞清楚或者你的担忧消除为止。”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近来我无法使你赞同我的意见，我简直无法告诉你我感到多么孤独。”不论做什么事，这位圣雄都要谋求尼赫鲁的同意。1937年7月15日， 他把自己为《哈里真》写的一篇文章的副本送给尼赫鲁时告诉尼赫鲁说：“你看到它时，请你告诉我是否可以继续这么写。我不想干预你对整个局势的处理。因为，为了我们的国家，我希望从你那里得到最大限度的好处。如果我写的东西妨碍了你，我就会造成明显的损害。”他在一份关于他同真纳的谈话的便笺中还告诉尼赫鲁说，“如果你不喜欢它，就毫不犹豫地立即加以拒绝吧”。
    这些年中两人往往是在当前问题上发生分歧，他们的方针和重点有所不同。例如，对于甘地在释放在押政治犯的问题上会见孟加拉省督，或者对于禁止国大党参加土邦的群众性鼓动，尼赫鲁都是不大高兴的。各国大党省政府实行改革的缓慢步伐使他感到恼火，而他的大多数同事却认为他没有充分考虑到他们在工作中受到的种种限制。国大社会党人的活动则是产生误会的另一原因。他们中间有些接近尼赫鲁的人毫不隐诲地表示，他们确信甘地已经“完蛋”，确信甘地已不能继续带头反对英国统治，确信甘地的非暴力方法不可能使国家达到最后目标。拉菲·艾哈迈德·纪德威读了一本关于俄国革命的书以后向尼赫鲁吐露说：“如果我们想取得进一步进展，我们就必须试图消灭公民不服从运动所造成的那种心理状态……我们就必须放弃目前衡量是否严格认真、是否具有个人品德、诚实和政治上的友好情谊的标准”。纳伦德拉·德瓦对尼赫鲁说，真理和非暴力是“高尚的思想……然而这些思想今天在印度被过于滥用了，所以他们使我们感到厌恶的日子已为期不远”。贾雅普拉卡什·纳拉扬认为国大党有被“……从一个千百万被压迫人民的民主组织”改变成“印度既得利益者的仆从”的实际危险。“甘地主义的庸俗化使得这种转变毫不困难，并使这个新的国大党披上必不可少的蛊惑人心的盔甲……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实际危险是把印度产业变成印度民族主义的同义词”。
    尼赫鲁的朋友们的言论反映当时他自己内心的疑虑，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他和甘地之间的知识差距往往甚至把微小的策略分歧扩大为小小的危机。他们还在对政局的解释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在紧接战争之前的两年中，尼赫鲁由于在他看来似乎是国大党向现存制度妥协的倾向而感到不知所措。他还由于他的同事们对欧洲的重大事态发展缺乏兴趣而感到沮丧。而且，他的同事们不能理解国家计划委员会及其许多小组委员会的重要性，这也几乎使他感到绝望。在他的指导下，这些委员会在二十个月内召开的会议多达七十二次。1939年8月11日甘地以温和的口吻对尼赫鲁说：“我从来都没有能够理解或认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我没有搞清楚这许多委员会的目的。据我看来，许多劳动和金钱正浪费在一种不会有多少成果或者根本不会有成果事情上”
    由于同甘地和大多数国大党领导人有这些分歧，尼赫鲁感到自己“不得其所，不适于位”，因而在1938年高兴地利用了去欧洲访问几个月的机会，“以清醒一下”那感到疲劳而困惑的头脑。
    九
    由于1939年爆发了战争，局势更加复杂化了。战争的爆发使得不仅能改变印度党派关系而且能改变世界权力结构的种种势力活跃起来了。它还暴露了甘地和尼赫鲁之间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存在着根本分歧。1939年10月26日甘地写信给尼赫鲁说：“在你所注意的那些最重要的问题上，我有极难改变的看法。我知道你对那些问题也有难以改变的然而与我不同的看法。你表示意见的方式与我不同”。
    甘地曾公开称赞尼赫鲁是他在国际问题上的“向导”。正是在尼赫鲁的建议下，国大党谴责了法西斯国家在满洲、阿比西尼亚、西班牙或捷克斯洛伐克的每一个侵略行动，并指责西方国家对独裁者们采取“绥靖政策”。然而，尼赫鲁心中却暗藏着一种想法，认为甘地往往是在“并不完全同意的情况下”接受他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的。圣雄甘地比谁都痛恨法西斯和纳粹政权的暴政。他把希特勒主义解释为“赤裸裸的残暴势力，它已变成了一门以科学的精确性来从事的精密的科学”。甘地认为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疾病--暴力崇拜症--的症状。但是他并不相信暴力是可以用反暴力来抵销的。他通过他的《哈里真》周刊劝告侵略的受害者--阿比西尼亚人、捷克人和波兰人--用非暴力抵抗来进行自卫。他争辩说：“没有任何事情比坚决不向一个世界强国屈膝更勇敢”。甚至在1939年希特勒迅速占领波兰之后欧洲充满着恐惧和凶兆的时候，甘地仍然断言非暴力能够作为一种反抗侵略的盾牌。
    尼赫鲁、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中大多数成员、甚至普通的国大党员都不象甘地那样迷信非暴力是行之有效的。尼赫鲁显然并不把战争看作是一次可以断言非暴力行之有效的机会；他认为重要的是如何使希特勒所建立的巨大战争机器在其能够奴役全人类以前停止运转并把它摧毁掉。尼赫鲁从来没有承认过非暴力是任何情况下或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的方法。他说：“很久以前国大党就接受了非暴力的原则和实践，把它用于我们争取自由的斗争和增进民族团结。任何时候国大党都没有超过这个限度或者把这个原则用于对外来侵略或国内骚乱的防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