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把1936年的危机加以戏剧化而称之为国大党内右翼与左翼之间的一场拔河赛，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可是，甘地曾在昌帕兰、凯拉和巴多利发动过农民，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所以给甘地戴上反动派的帽子，难道是公平的吗？使民族主义运动认识到它对被压迫者的责任并把贫困作为现实问题提出来讨论的，难道不正是甘地吗？因此，所争论的实际上并不是信仰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问题；占突出地位的仍然是政治问题。国大党执行机构中的所谓右翼成员--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和瓦拉布拜·巴特尔以及其他人--对社会主义派侧目而视，主要是因为它似乎威胁着党的团结，而党在受到威灵顿政权的打击后还没有恢复过来。在整个西北边省和孟加拉省部分地区，党仍然是非法的。受到政府鼓励的反国大党势力正在抬头。年底将举行大选。正当国大党需要有一个统一战线的时候，国大社会党人却同领导找麻烦，谈论什么阶级斗争，既吓跑了潜在的支持者，又树立了新的敌人。农民协会提出的对高利贷者和地主开展阶级斗争的口号，以及在全国各地举行的社会主义者大会，使国大党在仅有百分之十的人口有选举权的一次大选中付出了很大代价。在安得拉举行的一次农民大会甚至要求让各省议会中的国大党议员在有关农民的问题上自由投票。这个要求破坏了党的纪律的根基；国大党主席尼赫鲁立即拒绝了这个要求。但这也暴露了国大党将陷于分裂的趋势，而如果它要作为一个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有效的工具而存在下去的话，这种趋势的发展是必须加以制止的。
    因此，使国大党执行机构中发生危机的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且是对政治形势的不同看法。但更重要的或许是元老派与国大社会党人之间的互不信任。他们都担心自己被排挤出党。尼赫鲁则怀疑有人在搞阴谋，想在政治上毁掉他。他在1936年7月5日写信给甘地说：“我到达孟买时，许多人紧紧盯着我，不大相信我在政治上还活着”。当然，甘地并没有参与这个阴谋。他极其迅速地、巧妙地、坚决地解决了这场危机。他坚持认为，提出辞职的请求必须撤销。他还否决了把争端提到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去的做法，他的理由是，公开讨论只能加深和曲解领导人之间的分歧而使党的队伍产生混乱和士气消沉，使党在大选中失去获胜的机会。他写道：“我坚决认为，在今年剩下的这段时间里，一切争吵都必须停止，辞职的事不应发生”。他贬低这场危机的意义，把它说成是一场悲剧，并批评尼赫鲁急躁：“如果说他们［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成员］是犯了不容异说的过失，那末，你就更加是这样了。不能因为你们互不相容而使国家受到损失嘛”。虽然直到1936年11月爱德华·汤普森还在预言国大党会分裂，“尼赫鲁将把一群人引入荒原漫野”，但是这场危机确实是过去了。
    尼赫鲁的崇拜者中有些头脑发热的人力劝他采取极端的办法，但他深谋远虑，没有重视他们的劝告。假如他在1936年同甘地和国大党决裂了，那就不仅会使国大党受到打击，而且会损害他自己的政治前途。很明显的一点是，只要甘地领导着国大党，任何敌对的民族主义政党就不可能出现或同它进行竞争。尼赫鲁的专长不是创立（甚至也不是管理）政党。他能够掌握群众，鼓舞知识分子，接连不断地向报界发表声明和写文章，主持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并且跑遍全国，但是他并不适于担任党的组织工作。他没有甘地的那种能够发现和训练具有不同才能和气质的男男女女并利用他们从事国家事业的天才。他告诉苏巴斯·鲍斯说：“我单枪匹马地从事活动，没有任何集团或者任何第二个人支持我”。这种超然独立的态度虽然令人钦羡，但他在党内不能有充分的回旋余地。当鲍斯指责尼赫鲁不支持他反对甘地时，尼赫鲁坦率地说，同圣雄直接冲突就可能是自取灭亡。他告诫鲍斯说：“左翼的力量不够强大，不足以自己承担责任，国大党内真正发生争夺时，左翼就会失败，就会出现对它的反抗”。鲍斯可以在选举中战胜帕塔比·西塔拉马亚而成为国大党主席，但尼赫鲁却怀疑鲍斯是否能够在同所谓甘地主义进行彻底的较量时夺取国大党。即使他在国大党内赢得多数票，那也不能保证他在全国得到足够的支持。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同政府开展群众性斗争而没有甘地，那是不可想象的。最后，尼赫鲁告诫鲍斯说，国内已经有许多“分裂倾向”，所以不应去扩大这种倾向而削弱民族运动。
    尼赫鲁仔细地了解了国内和国大党内的力量对比之后在1938年才认识到的事情，甘地在两年以前就已经认识到了。1936年时国大党内若发生公开分裂，那就会在关键时刻削弱国大党组织，使英国政府得到一个天赐的良机。所以尼赫鲁不是用退出国大党的办法，而是用从内部影响它的办法，把它推向他希望它发展的方向。
    正当这场危机期间，甘地以极其光明磊落的态度表明他支持尼赫鲁作为1936年国大党年会主席的候选人，尽管尼赫鲁的思想与国大党领导层中他的大多数同事们的思想格格不入。1936年7月15日甘地写信给贾瓦哈拉尔说：“经过他们一致选择，你现在担任职务了，可是你还没有掌握实权。……让你担任职务，就是想使你比在不担任职务的情况下更快地掌权。不管怎样，我提名你担任这个最令人头痛的职务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因此，尼赫鲁在1936年当选为国大党主席，并不是象希伦·穆克吉所说的那样为了“把社会主义潮流遏制在甘地自己造就的那个坚固的小水库里”，而是为了让尼赫鲁在广阔而多风暴的印度政治海洋里去乘风破浪。
    诚然，1936年-1937年时尼赫鲁在新立法会议选举和成立国大党邦政府这两个关键问题上不能有所作为。但是，由于尼赫鲁的影响，就这些问题所作出的决定并没有削弱印度的民族主义。国大党竞选宣言就带有尼赫鲁的富有战斗性的社会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痕迹。主要是由于尼赫鲁在竞选运动中起了突出的作用，所以竞选运动产生了唤醒群众的效果。最后，国大党是按照它自己的条件而不是按照英国政府的条件同意担任政府职务的。尼赫鲁以及他的信仰社会主义的朋友们不断提出的批评取得了有益的结果，防止了国大党部长们滑入官僚主义泥坑。因此，尼赫鲁担任国大党年会主席使1936年-1937年的国大党政治发生了决定性的、趋于激进的转折。甚至E·M·S·南布迪里巴德也承认， 国大党内出现一位左翼领袖“极大地加强了左翼的力量；社会主义思想、富有战斗性的和毫不妥协的反帝思想、为反对地主和资本家而斗争的思想……开始吸引住人民群众，其吸引力之大是人们从未想到的”。
    象1928年时那样，1936年时尼赫鲁又屈从于甘地，但这是为了另有所获。诚然，他未能使人们立即或全部接受他的观点和纲领，但他能够从党的内部去影响党的最后决定，这样做要比离开党去单独行动（就象苏巴斯·鲍斯那样）有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