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面团结的背后隐藏着国大党领导人在对待战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这一点很快就变得昭然若揭了。激进分子（如贾雅普拉卡什·纳拉扬）的主要动机是反对英国，尼赫鲁的主要动机是反对法西斯，甘地的主要动机则是反对战争。如果在丘吉尔影响下的英国政府不是眼光短浅地力图在整个战争期间“冻结”宪法条文的话，这些分歧本来会变得十分尖锐的。只要国大党参加中央政府这个问题不存在，印度究竟应在道义上支持同盟国（如甘地所主张的那样）还是应在军事上支持同盟国（如尼赫鲁所建设的那样）这个问题纯粹是空谈。然而有两次，即1940年法国崩溃以后和1941年-1942年日本在东南亚得逞以后，战争的变化似乎使国大党和政府之间在实际政策方面实现和解。这两次甘地都发现，他的大多数同事准备改变和平主义立场而真心实意地参加同盟国的战争努力，以换取英国政府采取对等姿态。国大党同斯坦福·克利普斯爵士的谈判终于破裂，并不是由于暴力和非暴力的问题，而是由于临时政府为了有效地进行战争而采取的立宪和行政细节问题。
    1942年派谴克利普斯使团前后那段时期是对尼赫鲁的一个考验。他对英国政府没有什么好感，但他感到灰心失望的是英国政府顽固地对凶兆视而不见。与此同时，印度舆论表现出极度沮丧的情绪。在英国表现愚蠢和印度感到沮丧的情况下，同盟国的事业，尤其是受到紧逼的中国人和俄国人的前途，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甘地在克利普斯使团造成了灾难后果的时候决定发动一次群众性斗争，这使尼赫鲁更加进退两难而感到痛苦。尼赫鲁首先认为，在战争已打到印度大门口的时候，发动一次群众性公民不服从运动的想法就是荒唐的。他经常想到的是为击退日本侵略军而搞国民军、民防队和游击战。他深刻反省，极度痛苦，甚至想偏离国大党对战争所采取的方针。他好不容易才被说服不自搞一套同同盟国合作的方针。在5、6两个月中，他同甘地进行了长谈。后来甘地写信给总督说：“我同他［贾瓦哈拉尔］一连辩论了好几天。他反对我的看法，其情绪之激烈是我无法形容的”。最后，尼赫鲁还是同意了要求英国“退出印度”的立场，虽然他知道那是“把逻辑和理智放到次要的地位”，而且“不是政治家的做法，而是孤注一掷不顾后果的人的做法”。然而，在同意支持“退出印度”方针之前，他说服了甘地同意盟军将在战争期间留驻印度，自由印度的“临时”政府将把一切资源投入反法西斯斗争。甘地是迷信非暴力的，所以正如尼赫鲁所指出的，这对他来说是“一丸苦药”。因此，尼赫鲁在“退出印度”运动问题上支持圣雄甘地，并不真正是他的一些批评者所说的片面妥协。M·N·罗易写道：“圣雄的神力战胜了浪漫派政治家［尼赫鲁］的人类愿望……他徒劳地夸张了他同甘地先生在根本问题上的分歧和最后的一致，因为他在他的整个事业中都是盲目追随甘地先生的。他实际上没有独立的思想或行动”。
    M·N·罗易没有看到的一点是，在达成妥协时，尼赫鲁并不总是作出让步的。如果说就尼赫鲁说来是国际主义者向民族主义者作了让步，那末就甘地说来则是和平主义者向爱国主义者作了让步。
    十 
        在狱中渡过将近三年之后，尼赫鲁正好在总督魏菲尔勋爵召开西姆拉会议前的1945年6月被释放了。这是英国政府、国大党和穆斯林同盟三方一系列谈判的起点，谈判的结果是两年后的移交政权和印度分治。在谈判期间扮演主要角色的是尼赫鲁、瓦拉布拜·巴特尔和阿布尔·卡拉姆·阿扎德，但他们始终同甘地保持着联系，并听取他的意见。只是在谈判的最后阶段，1946年底至1947年初甘地忙于巡视深受暴乱之害的东孟加拉、比哈尔农村时，他对事态的影响才变得微不足道。这可能是部分地由于他不在德里这个政治活动中心的缘故，部分地由于这一时期的政治瞬息多变的缘故--政治多变则是由于穆斯林同盟急于趁英国决定退出印度的机会捞到好处和国大党渴望迅速而顺利地转让政权。1946年8月穆斯林同盟在加尔各答举行“直接行动日”之后，教族之间的暴行象燎原大火一样蔓延起来，大有遍及全国之势。在中央，国大党和穆斯林同盟两党成员使临时政府陷于瘫痪。当内战的危险显露出来的时候，尼赫鲁、瓦拉布拜·巴特尔以及大多数国大党领袖得出了令人痛苦的结论，即与勉强的、脆弱的联合相比，分治的坏处要少些，把印度三分之二的地方从危害着全国的混乱局面中抢救出来是值得一试的。在这个背景下，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3月讨论了旁遮普省和孟加拉省的分治问题，并在6月接受了关于转让政权（以及作为其必然结果的国家分治）的蒙巴顿方案。这个最后决定是在违反甘地意见的情况下作出的。
    米歇尔·布雷彻认为，尼赫鲁和巴特尔选择了国家分治，是因为他们被“权力的奖赏”所引诱。人的动机很少是纯粹的，但在1947年的夏天，认为分治是较轻祸害的不仅有尼赫鲁和巴特尔，而且有整个国大党领导，只有阿卜杜勒·加法尔·汗和贾雅普拉卡什·纳拉扬等几个人是例外。甘地在最后时刻提出的由总督要求真纳成立一个清一色穆斯林同盟政府的建议是一个大胆的表示，但是，国大党领袖们根据他们在临时政府中同穆斯林同盟的部长们共事的经验，却无意同意这个建议。甘地的另一项开展群众性斗争的建议也不为他们所欢迎。同谁作斗争呢？英国人要走了，而穆斯林同盟则蓄意虚声恫吓，很难接受坚持真理运动的道德。J·B·克里帕拉尼说明了甚至那些盲目追随甘地为荣的人的困境：“今天我也觉得他［甘地］是无所畏惧的，因而是正确的，而我的立场是有问题的。那末我为什么不支持他呢？那是因为我觉得他还没有找到在群众性基础上解决［印度教徒--穆斯林］问题的途径”。
    1947年春季和夏季时尼赫鲁和巴特尔似乎认为圣雄甘地的理想主义已经超越了一次重大的而且是正在发展的危机的需要；由于穆斯林同盟的不妥协态度和全国日益增长的混乱现象，除分治外已无其他办法；在此情况下坚持团结就是招致更大的灾难。甘地对非暴力的信念坚如磐石，这是值得钦佩的，但是在他的大多数同事看来，他当时是一位毫不动摇的预言家，而不是一位讲求实际的政治家。甘地感到孤立，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40年时国大党不愿把非暴力作为防止外来危险的盾牌；七年后，它又拒绝把非暴力作为防止国内动乱的盾牌。
    在同英国政府谈判的最后阶段，甘地被尼赫鲁和巴特尔撇在一边，看来甘地对这一点始终是耿耿于怀的。然而，在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的关键性会议上，他却给予他们以强有力的支持。在他一生中剩下的那五个半月中，他不顾疲劳地努力医治国家分治所造成的创伤。用蒙巴顿的话说，他成了“使骚乱地区保持平静的一支单人边防军”。甘地不是那种心怀不满的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国家分治的种种事态发展曾在他和尼赫鲁之间造成永久的疏远。
    1947年下半年期间，作为总理的尼赫鲁继续依靠甘地提供意见和道义上的支持。1948年1月30日的悲剧*发生后不到几个小时，尼赫鲁便悲伤地想起他对甘地的依靠：“我坐在椅子上……为巴普的葬礼发愁。问题成堆，我手足无措。忽然间，我说，让我请教巴普去吧”。
    甘地的逝世使尼赫鲁同他的关系升华了。这位圣雄在他一生的最后几个月中同狂热和暴力行为进行的英勇斗争，以及他最后的殉难，对尼赫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勾起的以及由于敬爱、感激的内疚等感情而逐渐产生的对“老师”（尼赫鲁喜欢这样称呼甘地）的怀念在尼赫鲁心中持续到他最后的一刻。他在1957年对一位记者说，他无法详细地描写甘地，因为“我感情变得激动起来，没有心情去写。如果我是一个诗人，这种心情也许会有帮助，可是我不是诗人”。主持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也许使他重新深入地回顾了圣雄甘地所采用的方法，甘地曾承担指导运动的重担几乎达三十年之久。这种思想调和过程实际上在甘地在世时就已经开始了。把尼赫鲁的《自传》和《印度的发现》两书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因为在《印度的发现》中，对甘地思想的批评已经大大地降低了调子。在这两书之间的十年中，尼赫鲁在不仅重新发现印度而且重新发现甘地方面走了很大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