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甘地和尼赫鲁之间的政治关系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以上，但它不是静止不变的。由于两位精力过人、品格非凡的伟人的内心活动，也由于印度政治现实的瞬息多变，这种关系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谋求着新的平衡。在头十年中，结为伙伴的实际上是甘地和莫蒂拉尔，年轻的尼赫鲁只是圣雄甘地所宠爱的一名热心的弟子。国大党拉合尔年会使贾瓦哈拉尔出现在全国政治舞台的最前面，但是，直到三十年代后期，他才成为国大党讲坛上的一个受到重视的人物。二十年代他提出不同意见时只是给国大党组织造成一点不方便，而1936年他提出不同意见时则几乎使该党发生分裂，这个事实表明他的政治地位提高了。他在党内和国内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自己的品质：他有高度的理想主义和干劲，有无穷的精力和强烈的乐观主义，对国大党和印度有不可动摇的信心，对青年人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对广大群众具有超凡的魅力。然而，如果不是甘地在1929年和1936年的紧要关头把他一下子抬到党的最高领导地位上，他能否这么早、这么肯定地达到这个地位，是值得怀疑的。
    甘地知道，贾瓦哈拉尔不是个“盲目追随者”，而是个有头脑的人。他们的人生哲学是大有迳庭的，可是他们使印度摆脱外国统治、赤贫状态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愿望则是相同的。甘地希望利用尼赫鲁的巨大才能和旺盛精力，并自信能抑制他的急躁和叛逆精神。1929年尼赫鲁当选为国大党主席后不久甘地写道：“他无疑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对周围的事物能很早地就想在前头。但是他很谦慕，很实际，不会冒进到危险的地步”。七年后，在党内一次严重危机爆发的前夕，甘地向一名英国记者保证说：“虽然贾瓦哈拉尔提出极端的方法，可是他在行动上是有克制的。据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突然引起冲突……我觉得贾瓦哈拉尔会接受他的大多数同事的决定”。
    背景和性格如此不同的两人为什么始终一道相处？对这个问题的简单回答是：他们彼此需要。1919年，年轻的尼赫鲁需要甘地给他提供一个机会发挥他的强烈的但受到抑制的民族主义，而即将进入印度政治舞台的甘地则正在寻找一名能干的助手。他已经物色了马哈德夫·德赛、瓦拉布拜·巴特尔和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年轻的贾瓦哈拉尔被颇有眼力的甘地看中，并且一开始就受到甘地的特别器重。他将成为甘地与青年一代的联系人和甘地观察世界的窗口。他好学不倦，又游历四方，所以博学多闻，成了甘地在国际问题上的良师益友。他思路清晰，合乎逻辑，与圣雄甘地的直观和固执己见常有冲突，但他不久就发现，甘地十分懂得印度广大群众的情绪，他们的潜力和他们的局限性，事实上，甘地的政治决定比他对这些决定所作的含糊隐晦的解释要合理些。尼赫鲁认识到甘地的领导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从来不强调他的分歧意见而同他公开破裂。尽管对于非暴力可以使掌握政治经济大权的人改变思想这一点感到怀疑，贾瓦哈拉尔还是确信甘地正领导全国走正确的方向。尼赫鲁确信甘地具有善于接受意见、灵活和不可预测等特点，所以他继续怀着这样的希望，即圣雄甘地最后仍可能会赞成使印度的政治和经济激进化。
    记住下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不管甘地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政治上有什么分歧，他们的联系是超越政治关系的。甘地既能敬爱他人又能为他人所敬爱，他的许多同事以及他们的家属都是有这个体会的。但对于尼赫鲁家族来说，甘地却似乎有一种特殊的爱慕之情。对莫蒂拉尔来说，他是一位同事而不是一位导师。贾瓦哈拉尔则无疑是他的弟子，而且是一名爱徒：这位圣雄同年轻的尼赫鲁在一起就沾沾自喜，而且喜形于色，早在他把贾瓦哈拉尔说成是他的“接班人”以前，他就称贾瓦哈拉尔为他的儿子了。知识上的差异和政治上的分歧并没有减轻他的这种爱慕之情，而贾瓦哈拉尔对甘地也怀着同样的感情。在重大家庭问题上，不论是妻子的治病问题，女儿的教育问题，还是妹妹的婚姻问题，尼赫鲁都几乎没有不征求圣雄的意见、不谋求他的同意的。在悲伤的时刻，他的一家总是本能地去找“巴普”寻求安慰。卡玛拉·尼赫鲁在瑞士弥留之际，贾瓦哈拉尔不仅每天打电报给他在印度的母亲，而且还每天打电报给甘地。
    甘地了解尼赫鲁比尼赫鲁了解甘地要容易些。看来，甘地几乎一下子就察觉到了年轻的尼赫鲁寂寞难堪，耽于空想，但有无限精力。他甚至比莫蒂拉尔更了解贾瓦哈拉尔。事实上，在早年时候甘地曾是尼赫鲁父子之间的桥梁。对甘地来说，关键的考验时刻是1927年，那时，尼赫鲁访问欧洲后似乎突然之间变得不受党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约束了。甘地对年轻的尼赫鲁的反应是独特的。他没有试图堵住他的口。相反，他却鼓励他坦率地说出他们的分歧：“我建议你用一个光荣的办法来打出你的旗帜。写封信给我拿去发表，表明你的不同意见。我会把它印在《青年印度》上，并附上一个简短的答复”。后来，当贾瓦哈拉尔签署了欢迎欧文勋爵关于给予印度以自治领地位的《德里宣言》之后又急欲摆脱其束缚的时候，甘地便对他说：“把这件事作为一个教训吧。只要你在思想上和感情上都不能接受我的建议，就一定抵制我。我不会因为你的抵制就不那么爱你了”。
    甘地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尼赫鲁，这只能对尼赫鲁产生一种起缓和作用的影响。他不抵制尼赫鲁，就减少了尼赫鲁公开反对他的理由。他再三提出要完全退出政治舞台，把他的活动阵地让给尼赫鲁和其他人。由于甘地并不是因为担任了任何职务才在党内具有影响力的，所以他不那么容易受到攻击；要把一位始终自愿退下来的领导人撵走，那是毫无意义的。
    尼赫鲁能够调和他自己的思想与感情之间的矛盾，以及他自己的信念与他对甘地和国大党的忠诚之间的矛盾，这不是没有经过一番内心斗争和痛苦的。可是谁也不比尼赫鲁自己更了解他多么感激甘地。他的伦理道德观、对印度的“饥饿大众”的关注、对使用和平的和耐心的方法的信念、对使用正当手段达到正当目的的信念以及对辩论和说服而不是对强制手段的信念，都是从圣雄甘地那里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