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太庙所奉祀四祖之中，李虎因于西魏时受封，为李氏始封君，故为太祖。朱子奢基于“祖郑玄者则陈四庙之制，述王肃者则引七庙之文”，主张以“七庙”来显示皇室之尊贵地位。于是太宗在八座的要求下扩充庙室，加入高祖和六世祖李重耳。(16) 新兴政权之普遍困境是如《新唐书·礼乐志三》所指出：“盖自汉、魏以来，创业之君特起，其上世微，又无功德以备祖宗，故其初皆不能立七庙。”初唐皇室没有久远的贵族背景，其首座太庙只有四位先祖，而当时盘踞上品官阶之诸士族却可立五庙。(17) 新兴政权在旧士族面前其实是处于下风，也因此急于扩充太庙。(18)
    不仅如此，宗庙制度对皇权另有两重隐含的制约。其一，宗庙制度并非为皇室所专有。自周代以来，受封者皆可依其爵位立庙，而唐代五品以上官员可以立家庙，代表高层官员在“公家”为官的时候，其“私家”也受到国家的承认，与皇室只存在等级的差别，表现于七庙、五庙之递减数目。(19) 因此皇室只能力求在官方仪式中的象征地位略高于众多士族，而难以表现出与士族本质上的差异。(20) 其二，皇室太庙的建制与祭祀都属于国家公共事务，受限于政府的管辖和士人的公共议论，皇帝不能以个人的私情为由而擅自更动。虽然太庙是皇帝之家庙，但它毕竟自汉代以来已被视为国家象征物之一，所以也就具有“公庙”之性质，由政府官员而非皇室之私人仆隶管理。(21) 这是皇室太庙与一般贵族私人家庙最大差异之处，也是皇室的特权。故宗庙制度固然有“尊君”之功能，限制贵族家庙为五庙以下，但同时也以数目上的规定来限制皇帝的家庭和私人面向，不准其无限制扩张。(22) 因此除了最重要的太祖、高祖与太宗之外，其余先祖与现任皇帝关系疏远至五世以上，便要被迁移到太庙中的夹室，不再受季享，只在“禘”、“袷”大典时才出来接受奉献。此一般称之为“亲尽则迁”，乃是对皇帝“亲亲”权力的象征性限制，即是将“亲”界定为五世之内。(23) 而且在朝代建立之后的皇室先祖中，只有曾经登基成为君主的才能够进入太庙受祀，这样的做法确定宗庙受祀者皆是政治正统继承人。(24) 四时之祭享、所进献之饮食也是规范，超过礼仪传统的一般频率或过度奢华都会招致批评。(25) 这些都是礼仪传统之文化权威的表现，对君权形成一定的约束力。
    初唐政权不仅在宗庙制度上对礼仪传统采取谦顺的姿态，在陵寝制度上也颇为类似。“陵”之名为皇帝、储君之特权，其他人不能僭用，故皇家陵寝制度也是定义皇帝身份的一种机制。陵墓的大小同时显示地位的高低，气势雄伟之陵墓可以使人敬畏，因此是一种正当化王权的方法。也正因为如此，陵寝制度也有限制君主特权的功用。高祖崩逝，太宗下令陵墓之建“务从隆厚”，但大臣一致认为此事必须考虑民力与经费，反对太宗因为尽孝而过度使用国家资源。太宗屈从于他们的要求，限制献陵的规模。(26)
    太宗在私家领域自我设限的同时，却给予他的官员特别的待遇。他在贞观十一年下诏允许高祖之勋戚陪葬于献陵。(27) 同年开始营建自己的昭陵，到贞观十九年则允许“功臣密戚”陪葬于昭陵陵园。Wechsler论“陪陵”甚详，认为这是以仪式荣耀（逝者得以永享国家祭祀与尊荣）来博取文武精英之支持，好比组成一个以皇帝为首的庞大“政治家庭”。(28) 昭陵是中国史上最大的帝陵。此一为160多个卫星坟墓环绕的陵墓区也反映太宗时的帝国权力结构，该结构也表现于贞观十一年和十九年的诏书，强调“君臣同体”之依存关系。(29) 太宗认为他必须与皇室、重要文武大臣分享权力，这些人是帝国的“共治者”，皇帝在仪式上承认依赖他们的支持。
    可是陪葬墓众多只是高祖献陵与太宗昭陵之特有现象。考古学家发现献陵陪葬墓约有67座，昭陵增至167座，至高宗乾陵则锐减至17座，中宗、睿宗陵寝数目更少。玄宗之后的少数帝陵拥有若干卫星墓，但大多数陵园只有一个或没有陪葬墓。(30) 学界对此一现象已有若干论述，(31)本文则提出一个不同的解释。从下表所列陪葬者之不同身份，或许可窥端倪。昭陵陪葬诸王数目较献陵骤减，很可能是因为太宗停止高祖大封同姓亲属为王之做法。如Wechsler指出，昭陵的高级官员陪葬墓大增，表示即使太宗在朝廷已有极高之个人威权，他依然相信大臣的支持非常重要。如果这意味着太宗视其重要功臣、官员为帝国的“共治者”，以象征性的手法与他们分享权力和尊荣，为什么高宗乾陵又反其道而行，只有少数官员获得此一殊荣，而在中宗以后甚至近乎绝迹？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高宗朝的宗庙制度及相关发展来寻找线索。
    二、宗庙礼制与高宗、武后朝的皇权集团
    高宗朝至玄宗朝这一百年间，宗庙礼及相关制度频繁地出现史无前例的新做法，不仅展现朝廷对于改写宗庙礼制的强烈兴趣，更反映出皇帝“政治家庭”之转变。笔者将此一家庭称为“皇权集团”，其成员在许多国家重大礼仪制度中占据极为崇高的地位，成为皇帝之象征性的共治者。如前所述，太宗时期的皇权集团除包含具继位资格的当朝皇子，也纳入大量的功臣及较为疏远之皇室亲王（多数是先朝皇帝之受封子嗣）等成员，方能解释为何功臣、密戚在昭陵陪葬墓中的高度比重。然而自显庆时期以后，由于关陇集团被大举斥逐，功臣、诸王阶层日渐远离权力的中心，而皇帝也益发没有与他们分享仪式尊荣之必要了。
    皇权集团成员与皇帝之亲疏远近，决定他们所能分享到的权力与荣耀。正如宗庙陵寝制度与皇帝身份之确认息息相关，储君生前之册立与死后之封谥也牵涉到皇帝身份之继承问题，故也应被视为宗庙礼制之一环。在贞观时期，储君与其他受封为王的皇子之间并无清楚的位阶差异。太宗的理由是：“国家立太子者，拟以为君。人之修短，不在老幼。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轻我子耶？”在他的观念中，诸皇子即是储君之后备人选，两者只有先后之别。然而魏征、王珪等人则主张皇帝应以太子为皇权的唯一继承人选，其他皇室成员只可占据次要的地位，以杜绝他们对皇位的觊觎。(33) 因此魏征等人的理论，是主张皇帝提升太子之地位，同时抑制对其他诸王之亲恩。以亲疏关系而言，即是将太子拉入权力之核心，其外是受封之当朝皇子，再外才是其余宗室成员。然而贞观中期以后屡次出现关于太子、诸王“定分”之争议，正显示魏征等人的主张未获实现。由于太宗一直未能确立太子与诸王之间的分野，以至于埋下日后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两派政争的导火线。(34)
    皇室权力结构在高宗永徽末年悄悄开始了重大的重整，其关节点即是武则天册立为正后，继而表现为嫡系皇子与庶出皇子之差别待遇上。永徽六年（655），高宗试图废立来自关陇集团的王皇后，遭到该集团重臣的强力反对。(35) 在此关键时刻，高宗转而咨询出自山东的李。李回答：“此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36) 高宗因此下定决心。皇室与贵族的联姻，意味着国家政权是建立在士族门阀的基础之上，故皇后的废立被贵族视为国家大事。高宗采纳李的建议，即是削减贵族的支配力。(37) 褚遂良立刻被贬逐，随即废王皇后，改立武氏。(38) 高宗亦有意识地疏远四位庶出皇子，将他们安置在权力的外围：李忠随王皇后之废而被逐，李孝早薨，李上金、李素节成年后皆被外放出任刺史。(39) 武后的四位嫡子李弘、李贤、李哲、李旦从此步入皇权集团的核心，相继被立为储君，而高宗也逾越传统礼制规范，以新的仪式做法赋予武后及其所出之四子特别的位阶。皇权集团的核心只剩下正后及其嫡子、嫡女。此后以至玄宗朝的皇位争夺者只限于此一群人，而几乎所有的仪式争议也都围绕着同一群人。(40)
    正后及其嫡系子女与皇帝的关系越亲密，导致他们的仪式性地位也越接近皇帝。(41) 武后与高宗日后并称“二圣”，二人威望近乎平等，自不待多言。即以高宗第二任太子李弘而言，他的地位与皇帝身份之间几乎已失去清晰的界限。李弘早薨时高宗痛甚，虽然他未曾即皇帝之位，高宗仍破例谥为“孝敬皇帝”。(42) 又不惜巨费而为李弘筑陵，皆以天子陵墓制度为准，其功费浩大，使百姓厌役。(43) 高宗加诸于李弘的谥号、陵制皆逾越传统的国家礼制，然而官员们噤声，唯一挺身抗议的狄仁杰亦阻止无效。(44) 当李弘的新谥号、陵制被付诸实行，也就代表国家礼仪承认李弘的特殊地位。不仅如此，高宗甚至希望将李弘基于此种“拟皇帝”身份入祀太庙，这是更为大胆的做法。(45) 李弘的新身份，表示定义皇帝身份的宗庙礼制在高宗中期以后已逐渐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