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庙礼制的松动为皇权集团的核心成员打开了窥伺皇权的大门。仪式经常使用象征符号来标示特定个人或阶层的身份，如周代礼制中有关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土逐层递减之祭祀规定，正以数字来象征各阶级之地位高低。象征符号与实际权力、地位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固然是对在下位者设限；但反过来说，当礼制的约束力减弱、在下位者能随意在仪式上取得更高的象征符号，便意味着其象征性地位也随之高升，此即为“僭礼”的目的。因此自高宗朝中期以来，当皇权集团的核心成员企图在权力结构中更上一层楼，他们往往会以国家典礼作为晋身之阶，先利用仪式来塑造较高的地位。所以宗庙礼仪不仅成为李唐皇室及其支持者的防线，同时也是武氏转移唐祚的前哨战场。
    武则天无疑是操弄仪式最高明的行家。在武后辅政、称帝时期，她在宗庙方面的行动极为频繁，似乎有意以仪式宣告武氏已经在政治结构中逐渐取代李氏的位置。宗庙是王权的重要象征之一。即便武后在执政初期未有极其明显的篡位企图，其武氏家族成员显然已有僭礼的计划。武后光宅元年（684），其侄武承嗣建议立武氏七庙并追赠其先祖王爵。武后如果真的建立武氏七庙，武氏便与李氏抗礼。当时朝中权贵之首裴炎批评此一做法是“追王祖祢，以示自私”。或许因为裴炎的抗议，武后只追尊五代祖，其中有四位获赠王爵，其妻皆为妃，算是对大臣妥协。(46) 武氏一族之仪式显荣引起许多人的不安，随即发生徐敬业之反叛。(47)
    之后武后建国之决心逐渐确立，也因此在宗庙礼制上多次主导议题和人们的注意力：
    垂拱四年正月，又于东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时享祀，如京庙之仪。别立崇先庙以享武氏祖考。则天寻又令所司议立崇先庙室数，司礼博士、崇文馆学士周惊希旨，请立崇先庙为七室，其皇室太庙，减为五室。春官侍郎贾大隐奏曰：“臣窃准秦、汉皇太后临朝称制，并据礼经正文，天子七庙，诸侯五庙，盖百王不易之义，万代常行之法，未有越礼违古而擅裁仪注者也。今周悰别引浮议，广述异文，直崇临朝权仪，不依国家常度，升崇先之庙而七，降国家之庙而五……其崇先庙室，合同诸侯之数，国家宗庙，不合辄有移变。臣之愚直，并依正礼，周惊之请，实乖古仪。”则天由是且止。(48)
    武后在长安的李唐皇室太庙之外于洛阳增修高祖、太宗、高宗三庙，似乎公开宣示她不会忽略对初唐三帝之奉享。然而武氏“崇先庙”庙数之议，可能是要试探官员之意向，因为若果真依周悰建议而立七室，等于宣布武氏已成为帝国的实际皇室。
    武则天建国前后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在宗庙礼制上提升其家族之象征性地位。她在垂拱四年（688）举行“拜洛”大典接受宝图，(49) 随即在次年二月追赠其父“忠孝太皇”之头衔，其自视为皇帝已甚明显，其他四世祖亦受更高之爵号。(50) 称帝之后立即立武氏太庙于洛阳，以周文王为“始祖”，增列周平王少子姬武为第二位远祖，加上前述五位近世先祖，一举完成七庙制之建构，不似李唐皇室踟蹰数代犹不能填满七室。七世先祖皆追加帝号，其妻也都追加后名，(51) 这七帝之坟墓同时也更名为陵，可见其为预先规划。(52) 武后在宗庙制度上也另辟蹊径。原先立于长安之武氏“崇先庙”在天册万岁元年（695）改名为“崇尊庙”，其礼与东都太庙平等，只是名称不同。(53) 万岁通天元年（696），“崇尊庙”也改称太庙、，于是武后之国家礼仪体制正式建立东、西京之“双太庙”制。(54) 此乃武后的革命性新制，没有经典和礼乐传统上的前例，以致此后一百多年间朝中多次激辩，可见其争议性之大。(55)
    武后对政治仪式用力颇深，所改造或重建的礼仪做法，包括拜洛接受“宝图”、南郊合祭天地、封禅嵩山以及借用三教观念而成就之明堂，都是极为大胆之尝试。这些新的仪式做法成功地宣示一个新的政治秩序正在从旧世界蜕变出来，宗庙制度亦然。自武后以至玄宗初期，太庙不仅成为多股政治力量间的角力场所，更显示皇权集团在武后晚期的进一步转变。
    “皇嗣”争议最能说明皇权集团的内部改造。武后革唐命，将睿宗降为皇嗣，改姓武氏。(56)其将“太子”头衔改为皇嗣，暗示其继承人不必是她儿子。武后诸侄也有继位之野心。天授二年（691）便有官员唆使民众向武后陈情，请求改立其侄武承嗣为太子。几位甚早就对武后效忠的重要官员却不同意，仍试图保存睿宗，于是得罪诸武，惨遭酷吏陷害致死。(57) 此事件关系人之一是岑长倩。他是第一批被武后破格拔擢为宰相的中级官员，(58) 在武后称制之初便是她的心腹，而武后之所以赐睿宗武姓，也是听从他的建议。可是他却不愿完全断绝李氏命脉。(59) 岑长倩不是唯一主张保存李氏的大臣。另一位重臣李昭德也持同样的态度，并下令处决那些主张改立武承嗣的陈情者。李昭德也以宗庙祭祀为借口而劝武后保存睿宗：
    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为万代业，岂得以侄为嗣乎！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顾托，若以天下与承嗣，则天皇不血食矣。(60)
    他的意见打动了武后。在此一特殊的权力结构下，武氏家族在朝廷并非唯一的皇权集团，李氏政权仍有相当程度的正当性，故高宗的嫡子们仍在皇权集团之核心。武后自身的权力合法性来自于高宗之顾托，所以她与那些支持李氏的官员们一样，都无法与李氏政权完全地切割。(61)
    这也正是为什么即使武后篡唐而建周，却并没有在国家礼仪上完全否定李唐皇室。长安原有的李氏太庙也在天册万岁元年改名为“享德庙”，只奉初唐三帝，其余四室关闭，不再行季享之礼。(62) 虽然武后将李氏太庙降级为诸侯宗庙，但因为睿宗仍在名义上是武后的继承人，故“享德庙”仍由朝廷拥有和管理，并非一般的贵族家庙。武后保留享德庙，表示她认可李氏的特殊地位。太庙代表国家，且为政府所维护，故具有“公庙”的性质。从此角度来看，李、武两氏太庙其实地位相近，也同时互相依存。这是因为武后扩大皇权集团而纳入武氏家族成员，但他们未能完全取代李氏。(63) 武则天一直维持她身份的模糊性，既是大周的皇帝，又不否认曾是唐高宗的正后与唐室的顾命人。李昭德的意见因此一针见血：李、武两家处于既是姻亲又是竞争者之状态，在帝国权力结构的最高层分享权力。
    武后毕生善于操弄仪式以遂成其政治企图，但似乎她也无法完全扳倒礼乐传统所建立的惯例。宗庙礼制的目的是家族血脉和权力的延续。武承嗣的支持者没有说错，无人能保证睿宗日后不会改回李姓。然而中国姓氏与权力之继承制度毕竟是基于父传子的原则，武后身为女皇帝，传子则为异姓继承，不能延续武氏之权力。但如果传位于其侄，则将如李昭德所指出，因为与传统宗庙礼的基本原则格格不入，以至失去其正当性。武后最后归政于其子的决定，也有其他方面的考虑。她晚年曾有意立武三思为后嗣，然而朝中有两派人士结盟，准备迎回被软禁于外地的中宗以谋对抗。一派是仍对李唐忠心之士大夫，另一派则是武后所宠爱之张易之兄弟及若干曾为武后爪牙的酷吏，因为害怕在武后过世后被报复，于是希望以迎还中宗使自己成为新政权的功臣。(64) 这两派官员或提醒武后天下“未忘唐德”，(65) 或诉诸中宗与武后的“子母恩情”，(66)也有人要求武后不可违背高宗当年托付之责。(67) 圣历元年（698），武后便决定重立中宗为皇太子。(68) 她在情感上未与李氏完全切断，死前遗命去其帝号，改称“则天大圣皇后”，又命将其遗体归葬高宗乾陵，神主亦祔于李氏太庙。这便是她将自己的身份回归为“李氏妇”。(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