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唐室在开元十一年（723）扩建太庙为9室，又在会昌六年（846）再扩为11室，并不是要增长皇室之权威，而是因为有数位先帝乃兄弟相承，故为了维持七代先祖，需超过七室才能容纳，参见《旧唐书》卷25《礼仪志五》，第953-954、959-961页。
    (23) 中唐颜真卿论此为象征君主不敢“以私灭公”，参见《旧唐书》卷25《礼仪志五》，第954-955页。
    (24) 一个有名的前例是汉宣帝。他以昭帝继承人之身份成为皇帝，却又为自己生父立庙，因而招致批评。参见《汉书》卷27上《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336页。
    (25) 玄宗于开元二十二年也想要增加季享笾豆进献数目，马上遭遇官员反对，参见《旧唐书》卷25《礼仪志五》，第969-972页。
    (26) 《旧唐书》卷72《虞世南传》，第2568页；《新唐书》卷102《虞世南传》，第3971-3972页。
    (27) 《资治通鉴》卷195《唐纪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133页。
    (28) Howard Wechsler,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pp.159-160.
    (29) 《唐大诏令集》卷63《功臣陪陵诏》，第346－347页；《唐会要》卷21《陪陵名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84页。
    (30) 贺梓城：《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1980年第3期，第144-145、151页；昭陵文物管理所：《昭陵陪葬墓调查记》，《文物》1977年第10期，第33-34页。陪葬者之名氏则见于《唐会要》卷21《陪陵名位》，第480-482页。
    (31) 任士英氏着眼于陪葬者中的功臣集团，故推论陪葬墓之减少与唐代社会“尚武”风气衰退有关，参见氏著：《唐帝陵陪葬墓盛衰原因试探》，《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第27-34页。另，王双怀氏则注意到君臣关系在高宗朝以降之改变，参见氏著：《唐陵陪葬墓的分布特征》，《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年第1期，第67-68页。
    (32) 《唐会要》卷21《陪陵名位》，第479-483页。《唐会要》提供的陪葬墓总和虽与目前考古发掘有异，但毕竟相去不远，仍有参考价值。
    (33) 《贞观政要》卷7《论礼乐第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01页。
    (34) 《贞观政要》卷4《论太子诸王定分第九》，第192-199页。
    (35) 《资治通鉴》卷199《唐纪十五》，第6289-6291页。
    (36) 《旧唐书》卷80《褚遂良传》，第2739页。
    (37) 参见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7-88页。
    (38) 《资治通鉴》卷199《唐纪十五》，第6287-6296页。
    (39) 《旧唐书》卷86《高宗中宗诸子传》，第2824-2826页；《新唐书》卷81《三宗诸子传》，第3586-3587页。
    (40) 武后女太平公主和韦后女安乐公主也参与皇权的争夺，也应视为集团之核心成员。中宗女宜城公主因非韦后所生，故位阶明显不及亲生诸公主。而安乐甚至自请立为皇太女，当非仅为个人恃宠而骄，而是“嫡庶”之差别待遇已被视为理所当然，参见《旧唐书》卷51《中宗韦庶人传》，第2172页。
    (41) 气贺泽保规注意到由于唐代前半期皇位继承不透明，造成皇太子、皇后地位无制度性保障，参见氏著：《唐代皇后の地位につぃての一考察-則天武后上台の歴史的背景》，《明大アジア史論集》2002年第8期，第1-12頁。此一现象的反面表现即是武后、韦后诉诸仪式等制度外的手段以巩固其地位。
    (42) 《唐大诏令集》卷26《册谥孝敬皇帝文》，第86-87页。
    (43) 《旧唐书》卷86《孝敬皇帝弘传》，第2830页。
    (44) 《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第28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