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高宗此一愿望最后要到中宗时才实现。中宗复位，朝廷讨论是否应加一位先祖入太庙以凑足七室，可能是想在政权恢复后以此扩大李氏的声势。在宰相决定维持原状后，中宗突然下诏将李弘神主也祔于太庙受享，参见《旧唐书》卷7《中宗纪》，第140页；卷25《礼仪志五》，第945-949页。
    (46) 《旧唐书》卷87《裴炎传》，第2844页；《资治通鉴》卷203《唐纪十九》，第6422页。
    (47) 《新唐书》卷4《高宗纪上》，第83页。
    (48) 《旧唐书》卷25《礼仪志五》，第944-945页；《新唐书》卷76《则天武皇后传》，第3480页；《资治通鉴》卷204《唐纪二十》，第6447页。
    (49) 《旧唐书》卷24《礼仪志四》，第925页。
    (50) 《旧唐书》卷183《武承嗣传》，第4728页；《新唐书》卷4《则天顺圣武皇后本纪》，第88页。
    (51) 《旧唐书》卷183《武承嗣传》，第4729页；《新唐书》卷4《则天顺圣武皇后本纪》，第90页。
    (52) 《新唐书》卷76《则天武皇后传》，第3481页；《资治通鉴》卷204《唐纪二十》，第6470-6472页。
    (53) 《新唐书》卷4《则天顺圣武皇后本纪》，第95页。
    (54) 《新唐书》卷76《则天武皇后传》，第3484页。“双太庙制”应是“双首都制”的后续发展。高宗朝以来逐渐向山东士族示好，并于显庆二年宣布以洛阳为东都、洛阳官员之位阶与长安相等，而武后更将中央政府迁往洛阳，参见R.W.L.Guisso,Wu Tse-t'ien and the Politics of Legitimation in T'ang China,Bellingham,Wash.: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1978,p.247.
    (55) 中宗复位后，武后所建立之双太庙制仍分毫未动，直到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官员才开始质疑此制不合逻辑。他们认为既然“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故也应只有单一的太庙祭祀。后在穆宗长庆元年（821）、武宗会昌五年两度激起辩论，但一直无法决议如何处置原本祀于洛阳之神主。直到宣宗朝才决定仍旧保留神主于东都太庙，但不受季享，直到禘、袷时才合食。由此可见武后新制对传统之严重挑战，参见《旧唐书》卷26《礼仪志六》，第979-995页。
    (56) 《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第121页；《新唐书》卷4《则天顺圣武皇后本纪》，第90页。
    (57) 《旧唐书》卷189上《欧阳通传》，第4947-4948页；《新唐书》卷102《岑长倩传》，第3968页。
    (58) 《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第1182-1183页。
    (59) 《旧唐书》卷70《岑长倩传》，第2539-2540页。
    (60) 《资治通鉴》卷204《唐纪二十》，第6476页。
    (61) Guisso主张武后称帝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并非希望永远取代唐室，其理由是武后仍忠于高宗之政策方针，而且她只降睿宗为皇嗣，并未命其禅位，参见R.W.L.Guisso,Wu Tse-t'ien and the Politics of Legitimation in T'ang China,pp.56-57,71-86,105-106,126-127.
    (62) 《旧唐书》卷25《礼仪志五》，第945页。
    (63) 学者苏安恒在武后晚年上书，提到当时处于“两姓并兴”之状态，参见《新唐书》卷112《苏安恒传》，第4167页。金子修一氏甚至主张洛阳之武氏太庙很可能并祀武、李二姓先祖，保留李氏特殊地位，参见氏著：《唐代における郊祀·宗廟の運用》，《中国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第329-331頁。
    (64) 《旧唐书》卷186上《吉顼传》，第4850页。
    (65) 《新唐书》卷117《吉顼传》，第4258-4259页；《资治通鉴》卷206《唐纪二十二》，第6526-6527页。
    (66) 《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第2895页。
    (67) 《新唐书》卷112《苏安恒传》，第4167页；卷115《狄仁杰传》，第4212页。
    (68) 《旧唐书》卷7《中宗本纪》，第135页。据金子修一之考证与推论，武后晚年也刻意在重大祭典上赋予中宗特殊地位，用以宣示其继承人身份，参见氏著：《略论则天武后在政治上对祭祀礼仪的利用》，赵文润、李玉明编：《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1-41页。
    (69) 《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