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踏歌与唐代中外文化交流
    踏歌从本质上来说属于人类游戏活动的内容，而游戏作为一种古老的社会文化现象，具有非常鲜明的“文化性格”，即它可以“跨越人类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文化圈’而普遍存在”[43](P1)。踏歌正是由于其动作简单、即兴歌舞的游戏特征，在古代各文明区域大都独立出现并形成了踏歌娱乐的风俗，这从世界各地发现的早期人类岩画和有关文字记载中都可得到证实。任半塘也曾说过：“夫踏歌本届原始伎艺，任何民族皆善为之。”[44](P522)然而，在中古时期，踏歌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得到广泛流行与传播，却与各地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有密切关系。
    踏歌的基本形式是以脚踏地为节、载歌载舞，灵活多变，无论是舞姿动作，还是歌词曲调，都可以随意发挥创作、应用于其中，这样就因各地环境、习惯、语言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从而形成了各具地域和民族特色的踏歌娱乐风俗。汉唐时期，由于对外交通孔道的空前畅通，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有力地促进了踏歌活动的兴盛与繁荣。
    中国的踏歌习俗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影响深远。汉唐以来，随着中华文化的辐射力越来越大，中国踏歌极大地推动了周边地区，尤其是对东亚民族踏歌习俗的形成与开展助力颇多。
    踏歌习俗在汉地开始形成之时，在北方诸胡族中也有流行。长期以来，由于地理上的亲缘关系，以及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密切接触，使得双方的人员往来与流动非常频繁，文化上的交流也因此在各个领域得以全方位展开。汉末之天下大乱之时，蔡文姬流落匈奴，“在胡中十二年”，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曾对匈奴的“踏舞”习俗有过描写，像她这样一位博学多才而“又妙于音律”的才女，将汉地的踏歌习俗介绍到匈奴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北朝时，纷纷涌入中原的北方诸胡族由于钦慕先进的农耕文化而大都主动走上汉化的进程，像踏歌这样的汉地传统风俗当然也是他们学习和效仿的内容。由鲜卑人建立起来的北魏和北周王朝的宫廷中就经常举行踏歌活动，他们一边踏舞、一边唱着哀惋的汉歌，而这种简易灵活的踏歌形式在胡族的下层士兵中也相当流行。汉地踏歌也早已为突厥人所熟知，武周时，春官尚书阎知微出使突厥，与突厥人连手踏《万岁乐》[45](P6533)。《万岁乐》是隋朝乐正白明达编创的一首乐曲[8]（卷15，《音乐志下》），可见突厥踏歌中也吸收有汉地踏歌的元素。
    南方诸蛮、夷等少数民族，虽然也在很早以来就形成了踏歌习俗，但因为他们与汉族长期处于杂居融合的状态，所以汉地踏歌风俗也通过各种途径浸润糅合于其中。最著名的事例就是唐后期大诗人刘禹锡在流隅湖湘、巴蜀期间，结合当地蛮、夷风俗，创作了大量的踏歌词，对当地的土风民俗产生了深远影响。《旧唐书》载：“（朗州）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12]（卷160，《刘禹锡传》），后来，刘禹锡又出任夔州刺史，当地巴人非常流行踏歌。他在《竹枝词》九首引言中就说：“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建平，即夔州。唐五代时人顾况、白居易、李涉、孙光宪等都作有大量的《竹枝词》，描写了巴人夜唱《竹枝》踏歌的情景。
    东亚地区，如朝鲜、日本等地的踏歌习俗，也明显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关于朝鲜的踏歌习俗，至晚在东汉时期就已见诸于记载，在朝鲜半岛居民马韩中就已经形成了“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和“十月农功毕”祭天神举行踏歌活动的习俗[32]（卷85，《东夷传》），这是农耕民族为了庆祝春种秋获而举行的一种隆重的祭祀庆典活动。人类学的研究认为，游戏起源于原始的祭祀活动和社会生产劳动实践活动，“被现代人看作是‘游戏’的活动在远古时代往往并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游戏’意义，而是有着某种神秘性和神圣性的、与部落生存相关的巫术祭奠活动。……（一些游戏）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下都被允许举行的，只有在一些特定的、与部族庆典有关的场合下才能举行。‘游戏’是作为‘神圣的’仪式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43](P4-7)所以，游戏活动的目的最初不是为了“自娱”而是“娱神”的。踏歌就是属于这样一种游戏活动。这种游戏在具有悠久农耕文明传统的汉地起源更早。西汉初年，宫中就流行于十月中旬，“共入灵女庙，以豚黍乐神”[6]（卷3，《戚夫人侍儿言宫中乐事》条），踏歌祭祀的风俗。这一风俗当与大陆的农耕生活有密切关系，它反映了早在汉初内地就流行以歌舞乐神、祈求农桑的习俗。在东北亚地区的、沃沮、高句丽等地，也有“十月祭天”的风俗[32]（卷85，《东夷传》）。这些地区与马韩一样都是受到汉地踏歌风俗的影响。
    关于日本踏歌，学术界公认是来源于中国。但在踏歌传入日本之前，在日本古代曾有一种类似于踏歌的民间传统集体舞蹈“歌垣”，一般是在每年的春秋两季举行，参加者在舞蹈时前后连臂踏地而歌。从“歌垣”举行的时间及舞蹈的性质来看，与汉代和东北亚地区流行的十月踏歌迎神以祈农桑的习俗紧密关连，应当是从大陆传来的古俗，这也是古代日本接受唐人踏歌的基础。踏歌传入日本之后，保留了在元宵节期间举行的风俗，并且形成了独具本民族特色的踏歌节，还成为宫廷仪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6]。
    中国的踏歌习俗虽然起源很早，但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受到来自国内各少数民族以及域外踏歌习俗的影响。
    首先，汉地踏歌吸收了国内各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党项等北方胡族和南方蛮、夷等民族的踏歌元素。像北魏胡太后创作的《杨白花》、契胡酋长尔朱荣踏唱的《回波乐》在唐代已经非常深入人心。唐代民间踏歌中有《杨白花》调，李绅《闻里谣效古歌》中有“齐和《杨花》踏春草”句[16](P5466)，《杨花》是《杨白花》的简称。唐代大文豪柳宗元还曾仿作过一首杂曲歌辞《杨白花》[47](P1251)。《回波乐》曾出现在唐中宗时的朝廷宴集活动上，参加的大臣沈佺期、李景伯等人争相自编《回波乐》词，且歌且舞，乘机邀求官爵[48]（卷下，P41）。到盛唐时期，《回波乐》已经名列宫廷教坊软舞乐曲[49]。在南方和西南地区的广大少数民族中也非常流行踏歌，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在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的主持下，吸收了南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乐舞，编制而成的《南诏奉圣乐》，到长安献演，其中就有“舞者分左右蹈舞”、拍手顿足等踏歌动作[39]（卷222下，《南蛮传下》）。此外，像党项在后唐，牂牁蛮在宋初，都曾在朝廷之上公开献演踏歌，这些都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直接进行交流的实例。类似情况应还有不少，在史籍中经常可以见到少数民族向内地进贡乐舞艺人的记载，这些专业艺人必定精通本民族的乐舞风俗，他们的到来必定也会将自己民族的踏歌习俗介绍和传播到汉地。
    其次，汉地踏歌还注入了传自域外的踏歌因子。在东罗马帝国流行的踏歌是以“拍手歌舞”为特征的，但在沿着“丝绸之路”不断传播的过程中，显然也会结合各地的风俗民情而发生某些变化，如相传是来自东罗马帝国的《苏莫遮》，在西域的龟兹、库车一带是以假面乐舞的形式出现的，到敦煌地区民间仍然流行这种假面“踏舞”，敦煌文书P.4640庚申年衙府纸破历有“二月七日支与悉磨遮粗纸叁拾张”记载，就是“踏舞”时用来制作假面具的。内地虽然很早以来就形成了踏歌的传统，但在外来的《泼寒胡戏》中，“踏舞”《苏莫遮》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从西亚波斯一带随祆教徒传来的踏歌曲《穆护砂》，在盛唐时期也成为宫廷大曲之一，唐人崔令钦《教坊记》“曲名”中就载有《穆护子》，指的就是此曲。在古代缅甸的弥诺国、弥臣国和骠国都流行“踏舞”，唐贞元十八年（802年），骠国王雍羌派遣其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带来《骠国乐》，到长安演出，引起了极大轰动，在这种乐舞中也可以看到踏歌乐舞的痕迹[37]（卷33，《南蛮诸国乐》）。当时，演奏《骠国乐》的乐工都是来自东南亚一带的昆仑奴[39]（卷222下，《南蛮传下》），而位于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古国三佛齐（又称室利佛逝）传来的乐舞，也是以“昆仑奴踏曲为乐”的踏歌舞[24]（卷148，《乐考·夷部乐·南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