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诚然是认同“在历史研究中是要贯彻政策的精神的”（注：《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原载《江海学刊》1962年5月号，后收入《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0页。），但对于40年代自己以古喻今之作，却非全以为然：
    我在解放以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办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把历史上的现实和今天的现实等同起来，那不是把历史上的现实现代化使之符合于今天的现实，就是把今天的现实古典化去迁就历史上的现实，两者都是非历史主义的，因而都是错误的（注：《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原载《新建设》1952年9月号，总第48期，后收入前引书，第7至8页。）。
    把历史“现代化”、“古典化”，直如胡适（1891-1962年）所称历史“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注：胡适语，见《胡适文存》卷2，第440页，转引自翦伯赞《评实验主义的中国历史观》，原载重庆《读者月报》，2卷3期，重庆生活书店，1940年5月1日。后收入1.翦氏著《中国史论集》，（第一辑），香港龙门书店，1969年第23页。2.《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一辑），第1至13页。）。翦氏诚然是反对胡氏之说的（注：《评实验主义的中国历史观 》，翦氏著《中国史论集》，（第一辑），第23至24页。）。只是他自认也曾“涂抹”历史，并因而忠告不宜再涂再抹（注：参见《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另参见《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原载《光明日报》，1963年12月22日，后收入《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3页。翦氏此忠告，至少见引于以下三文：1.侯外庐：《学习翦伯赞同志的求新求实精神》，《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第17至18页。2.田余庆：《坚持真理，无畏无私--深切怀念翦伯赞同志》，前引书，第37至38页。3.罗梅君（M.Leutner，西柏林自由大学）：《翦伯赞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前引书，第216页。）。翦氏以古喻今的史笔，论者称谓多端（注：论者称翦氏以古喻今史笔，或如以下：1.借古喻今（香港龙门书店版翦氏著：《中国史论集》封面内页。马金科、洪京陵：《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1840-194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14页。2.古为今用（周一良：《翦伯赞同志学术纪念会开幕词》，《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第1页。张龙翔：《在翦伯赞同志学术纪念会上的讲话》，前引书，第7页。）3.理论联系实际（周一良文，参见《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2辑；侯外庐上引文。）4.史论结合：（张龙翔文，参见《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2辑；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一九○○--）》，下册，第139页。）5.以古讽今（许冠三前引书，第124页。）6.研究历史须从实际出发（许冠三前引书，第115至144页。）7.理论与实践统一（许冠三前引书，第117页。）8.以古套今（《文史知识》编辑部编《中国史学研究动态》，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07页。），亦透视了翦氏40年代在香港的史学观念之一。
    普及与提高并重的史学
    翦伯赞40年代在香港一段的主要工作是当香港《文汇报》《史地周刊》的主编。从事报纸工作本来就是一种普及文化的工作，当然亦是一种政治工作；教育亦然。翦氏在陶行知（1891-1946年）手创的育才学校曾讲学两次：
    我在困居重庆的六年中（按：1940-1946年）曾经两度访问古圣寺（按：育才学校校址），替这些孩子讲述中国史。用陶行知的话说：“给他们以做一个合格公民的知识。”我记得第一次是1941年的冬天，这次讲了3星期，从古到今，把中国史讲了一通。第二次是1944年的秋天，这次讲了11天，替他们解决了一些中国史上的问题。
    在这两次讲学中，使我发现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奇迹。十几岁的孩子，能够在座谈会上面谈时局，从国内到国际，从政治到军事，明如指掌；能够写出文学的创作；能够自编剧本，自己导演；能够自己作曲，作歌；能够写生、速写；能够画出星宿的图谱。从这里，我看出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原则，是一面加强政治教育，同时并不忽略文化教育，而这也许就是奇迹出现的缘故。（注：《记古圣寺》，原载香港《三月十五》（《生活教育丛刊》第一辑），1948年3月，后收入《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437至438页。）
    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并重，大抵除了陶行知的育才学校外，恐怕最能担负此责的，非报纸莫属了。翦氏在香港一段，主要是担当《文汇报》《史地周刊》主编的工作，答复读者来函，可说是一种文化教育、历史教育。事实上，翦氏在港时期的史学观念之一，即普及与提高并重的史学，可见于其复读者来函的回信中（注：翦氏普及与提高并重的史学观念，见于其一复读者来函的文章：《关于历史知识的通俗化问题--兼答吴兰先生》，原载香港《文汇报》，1948年10月29日《史地周刊》第6期，后收入《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65至169页。此外，翦氏之复读者来函，今可见者有1.《读书不应“不求甚解”》（答读者），香港《华商报》，1947年12月5日第二版。2.《关于传国玺答文芳先生》（附文芳先生来信），原载香港《文汇报》，1948年11月26日，《史地周刊》第8期，后收入《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96至197页。）。
    翦氏《关于历史知识的通俗化问题--兼答吴兰先生》一文中，指出通俗化除文字问题外，内容亦要改造：
    任何学科的通俗化的问题都不只是文字上的问题，而且是内容上的问题……本国史知识之所以有普及的必要，就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历史知识来肃清各种封建的、买办的、个人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旧思想，并且我们可以由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而加强对于中国民族进步方向的信心与认识。统治阶级向来总是利用历史知识来麻痹和欺骗人民，他们片面地和歪曲地解释历史，企图散播正统观念和媚外观念……我们的历史研究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要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重新建立中国史的科学知识，以击败统治阶级的非科学的“历史知识”。如果不和人民化与科学化的问题相连结着，通俗化是没有意义的。（注：《关于历史知识的通俗化问题--兼答吴兰先生》，《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