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普及与提高两方面的工作，关系又是相当密切的：
    在历史研究上，提高的问题又不能不与普及的问题同时提出来。我们所谓提高，就是要从旧史学的迷雾下重新整理一切史料（也就不能不进行各种必要的考古与考证工作），使历史的真实复现出来，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来加以分析研究，用人民的立场来给以解释与说明，以求能正确地认识一切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把握一切具体的历史规律……把这样的研究的结果普及化才真正能对人民有益（注：前引书，第166页。）。
    却不是说普及与提高两者并无区别：
    但普及与提高两种工作也有着某种程度的区别，这是不可否认的。不能说，只有人民大众有兴趣知道的事件才值得我们研究。因为这一事件必然千头万绪地和其他许多历史现象相关联，如果不全盘地进行研究，孤立地认识这一事件一定会陷于错误。反之，如果忘记了历史研究无论怎样深入，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服务于当前人民大众的实践斗争，那也势必会沉溺到无边的史料的海洋里，永远爬不出来（注：前引书，第167页。）。
    要之，普及与提高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普及与提高两项工作也不是有着严格的先后次序的。正如在一切科学上一样，普及的要求刺激了提高，提高的努力又指导了普及。二者是互相辅助，互相推动的（注：前引书，第167页。）。
    至于读者来函指出硬记历史的人名、地名、年代、战争，会扼杀读史的兴趣（注：《关于历史知识的通俗化问题--兼答吴兰先生》（附吴兰先生来信），《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168页。），意若有碍历史知识之普及化；翦氏于刊出复读者函的同时，发表了《历史学上的人名、地名与年代》一文，指出“历史”与“历史学”的意义：
    历史不完全是一种记录的科学，同时也是一种批判的科学。因为历史学的任务，不仅在于记录史实，同时也还说明史实（注：《历史学上的人名、地名与年代》，原载香港《文汇报》，1948年10月29日《史地周刊》第6期，后收入《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60页。）。
    因而在历史上，抽出了人名、地名和年代，可以说，就没有历史了（注：前引书，第160页。）。
    翦氏认为，出现于历史上各时代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应受到重视的（注：前引书，第161页。）；因为所谓代表性，“已经不仅是他个人的符号，而是一个阶级、一个种族、一种思想，乃至一个时代的符号”（注：前引书，第161页。）；翦氏举这方面的例子是很丰富的，并且是古今并举的：
    例如嬴政（秦始皇）是一个人名，但他却变成了暴虐的代名词；秦桧、洪承畴、汪精卫都是人名。但他们却变成了汉奸的代名词；孔丘、墨翟、杨朱都是人名，但他们却变成了几个学派或思想的代名词；又如陈胜、吴广、樊崇、王匡、陈牧、张角、窦建德、刘黑闼、黄巢、刘福通、徐寿辉、明玉珍、郭子兴、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都是人名，但他们却变成了农民暴动的代名词。同样，在今天，毛泽东的名字，是他个人的称号，但同时也代表着中国的人民大众；蒋介石的名字，是他个人的称号，但同时也是中国的买办、地主和官僚等一切反动派的符号。一言以蔽之，许多历史人物的名字，都特征着一定的历史内容。如果我们要研究历史，就不能忽略这些人的名字（注：前引书，第161至162页。翦氏《追怀冯玉祥将军》（按：此文收入翦氏编《冯玉祥将军纪念册》时改题《追忆冯玉祥将军》）一文即云：“民国以来巨大的近代历史事变，几乎没有一次他不在场。可以说，如果在中国近代史上抽出了他的名字，就会留下很多空白”，《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414页。）。
    翦氏道出一般人对人名生厌，实有其故，并提出解决办法：
    其实，人名并不一定讨厌。他之所以讨厌，不是因为他是人名，而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些人名太生疏的原故……因此只要我们努力去认识历史上的人物，那么，历史上的人名就会从纸上浮凸出来，由一个抽象的符号，变成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活人（注：《历史学上的人名、地名与年代》，《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62页。）。
    地名，诚然比人名更要干燥无味，但“离开了大地，历史也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地理和历史的关系，正如戏剧和舞台一样，没有舞台、戏剧的演出是不可能的”（注：前引书，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