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氏甚至就地取材地说：
    就是今天的空战，也要把炸弹投掷到地下，才能发生实际的效果（注：前引书，第162页。）。
    另一方面，历史之变，亦可通过地名而得：
    地理和历史一样，也在不断的变动中。自然地理的变改，固然需要长久的年代。而政治地理，则历代都有变易，这种变易，又与历史的变动息息相关。例如两汉和唐代等王朝的疆域曾发展到中亚，而东晋、南朝、南宋等王朝的疆域则缩小到长江以南，这些发展和收缩，正是中原王朝兴衰的表征。又如在两汉时期，西域分化为三十六国乃至五十余国，到三国时期，则合并为六国。这种分化和合并，正是西域诸国历史演变的结果。又如同样的中国王朝，各朝代的行政区划有所不同。如秦分三十六郡，汉分十三州，唐分十道，宋分十五路，元分十一省（中书省在外），明分十三省（京师、南京在外），清代分本部为十八行省。又如同样的地方，而古今异名。同样的地名，而古今异地。前者如今之南京，晋曰建康，元曰集庆，明曰应天，清曰江宁；后者如汉之九龙，为海南岛之一县，今之九龙则在香港对岸。如果不弄清楚，就会不知所指，或者张冠李戴。总之，不了解地理，就无从了解历史的进行。例如历史上的战争的进军，商业交通的路线，种族和文化的移动，都要从地名中才能探索出来（注：前引书，第162至163页。）。
    翦氏分析一般人对地名生厌，其理同人名被厌无异：
    地名之所以讨厌，也是因为我们对于这地方的知识太少。假如我们知道某一地方的内容，自然也可以感到兴趣。例如我们现在看报纸，对于济南、锦州、太原这些地名，一定不会感到枯燥，因为我们从地图上知道它们的方位，甚至知道他们的街市。但是假如有人提到南非洲的某一种镇，就会感到茫然（注：前引书，第163页。）。
    年代之于历史学，是比人名、地名更为枯燥的。翦氏却道出年代实不能偏废：
    在历史学上的年代，比之人名、地名，更为枯燥，因为它是一些数目字的重复，特别是中国史上的纪年，还多一种甲子。但年代在历史学上是重要的，它是贯串千百万条片断史实的一条绳索。有了它，这些史实，才能表示出时间的系列。有了时间的系列，我们才能知道史实发生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历史研究的据点，才可以看出历史人物或事实本身的时代性，也才可以向上追溯它的渊源，向下推求它的发展，向旁边寻找它的关联。否则，若从历史上去掉了年代，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混乱一团的乱丝，找不到头尾（注：前引书，第163页。）。
    并以“流水账”为喻，指出若过渡到“分类账”，历史年代之意义便不难看出：
    是的，有些纪年的历史，按年逐月记载下去，好像一本流水账，杂乱一团。但如果我们把一年的流水账过到分类账，我们便可以知道在这一年中，买了多少油盐柴米鱼肉布帛，而且也可以看出这一年中各种日用品的价格涨落，可以算出一年中生活指数的升降。研究历史也是一样。假如把那些错杂记载的史实，依其性质以为类别而加以整理，我们就可以看出某一朝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轮廓，就可以看出内乱外患的起伏（注：前引书，第164页。）。
    翦氏认为“活的历史自也离不开人名、地名、年代”（注：《关于历史知识的通俗化问题--兼答吴兰先生》，《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67页。），是故“得要耐烦去接近它们”（注：《历史学上的人名、地名与年代》，《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64页。），意若不管普及或提高史学，俱须通过“耐烦”的考验（注：《历史学上的人名、地名与年代》，《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64页。），非如读者来函之说：硬记会扼杀读史兴趣，史学普及化亦因而无从谈起；相反的，“一个学习历史的学生，那一天不讨厌人名、地名和年代，他就走进了历史学的大门”（注：《历史学上的人名、地名与年代》，《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64页。），史学之提高由是可待。
    着重实物考古的史法
    翦伯赞在港期间所主编的《文汇报》《史地周刊》于首期《编者的话》中，明白道出考古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史料，并且列出史料性文章亦是受欢迎的稿种之一（注：《“史地周刊”编者的话》，香港《文汇报》，1948年9月10日7版“史地周刊”第1期。）。全中国首创的考古专业，即北京大学考古系前身，就是由翦氏出掌北大历史系系主任时期（1952年院系调整后）所创办（注：参见1.张传玺、杨济安：《翦伯赞传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记丛书）》，第3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352页。2.张传玺：《翦伯赞》，《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第1548页。3.田余庆《为史学长青尽力--纪念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九十周年》，《北大史学》（1），第252页。）。至于翦氏在港期间有关考古的活动纪录，主要有《舶寮岛史前遗迹访问记》一文。此文“前言”重点是翦氏认为舶寮岛文化，乃南太平洋岛屿文化的一个支脉，其曲型特征如“梯形石斧”、“粗石环”，于北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仰韶文化及龙山文化二系统中均未曾见（注：参见《舶寮岛史前遗迹访问记》，第171至172页。另参见严文明：《片断的回忆》，《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第66页。）；是故舶寮岛文化与北中国的青铜文化并无承袭关系，却证实了“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南部沿海一带的岛屿上就有人类居住”、“一种具有与中国史前文化不同的人类”（注：前引书，第170页。）。
    舶寮岛又名舶寮洲、南丫岛。岛上的史前遗迹，是英人芬神父发现的，时间约是1932至1936年间。芬神父的报告曾刊于《香港自然科学家》第3卷至第7卷，题为《舶寮岛上之考古学的发现》。岛上三个重要遗址是大湾、洪圣爷、榕树湾（注：前引书，第174页。）。翦氏于1948年8月16日一行60多人往舶寮岛访古，字里行间，犹现当日翦氏对考古的兴味盎然：
    我们坐在树荫下面，仍然汗流不已。虽然汗流不已，但这时我心中的喜悦实难以形容。因为我知道，大湾和洪圣爷是芬神父发现史前遗物最多的地方，也许在顷刻之间，我就能获得一些远古人类的消息。即使不能，我能徘徊于这远古人类的遗址，也是一件最大的乐事（注：前引书，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