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廖平的《今古学考》问世之后,古代经学遗产已经开始裂解了。但是廖平与大 部分经学家一样,想在纷乱的史实上面加上一个系统,加一个提纲挈领的纲宗,使得看 来已经裂解的东西仍然能够“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而这个纲宗便是孔子。廖平在“ 一变”阶段,为了解释前述的学术与地域上的分裂状态,提出一种说法,认为那是因为 孔子早年、晚年学说重大的变化,不同阶段的学生所闻不一样的缘故,而这些学生来自 不同的地域,所以各地所传的孔子学说出现了重大的差异。来自燕、赵地区的是早年的 学生,所闻的是孔子早年的学说,所传的是后来称为“古文”的学问;来自齐、鲁的是 晚年的学生,所闻为孔子晚年成熟的今文经学,而晚年之学优于早年,故今文学优于古 文学。(注:廖平:《今古学考》,台北:长安出版社,1974年,第83、88页。)早年的 孔子遵循周制,而晚年的孔子是一个变法改革者,想要对周制进行变革,所以在礼制上 有了种种新说。我怀疑,廖平区分孔子早、晚年学说不同及学生闻见之异,大概受到天 台智顗将佛在世说法分成五个时期,也就是所谓“五时八教”,或类似学说的影响。( 注:牟宗三:《佛性与般若》,台北:学生书局,1979年,第619-624页。) 简单地概括廖平早期的想法,大约有两点。第一,经学系统不是一个完满的有机体, 它的内部有许许多多的差异与矛盾。第二,这些差异可以分成一些派别,这些差别先是 可以用孔子早、晚不同及地域差异来解释,接着又可以用孔子、刘歆之不同来加以梳理 。而这几点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从此对古代文化遗产分别不同群组,并对这些不同加 以解释成了一种时髦。以当时的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为例,他在有意无意之间即受到廖 平的影响,在《西汉周官师说考》等书中说古学为西周之制,王制为东周之制:又说明 堂之所以有今、古两说,乃是一为丰镐之制,一为雒邑之制;又说古代疆里之所以有今 、古两说之异者,一为西周疆里,一为东周疆里。(注: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 《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蒙文通文集》第3 卷,第142、110、121页。)他也免不了要立“纲宗”,即不管两者如何不同,它们都是 周制。 王国维虽然不受他们影响,可是如果我们细读《殷周制度论》,也会发现他与廖、刘 一样,既发现了三代礼制之不同,并划分为殷与周两个群组,同时他还是忘不了要为它 们寻找一个系统,所以说殷、周皆是帝喾之后,借着帝喾把分裂的体系又黏合起来。 二 廖平的经学深深影响了他的弟子蒙文通,但此处所说的影响是相当曲折的,是一种既 “扬”又“弃”(aufheben)的关系。 蒙文通在1912-1913年于四川国学院从学于廖平、刘师培。这时候清廷已经灭亡,廖 平六十一二岁,早已过了学术影响力的高峰,(注:蒙文通于《经学抉原·序》说:“ 文通于壬子、癸丑间,学经于国学院,时廖、刘两师及名山吴师并在讲席。”(《蒙文 通文集》第3卷,第46页)关于廖平的生平,参考廖幼平:《廖季平年谱》,成都:巴蜀 书社,1985年。)尽管如此,廖氏的学问对蒙文通的影响仍然很深。蒙氏最早的两篇文 字,1915年的《孔氏古文说》及1923年的《经学导言》,虽然论旨与老师有所不同,但 问题的延续性则清晰可见,尤其是以地域把古代儒家学术分成几个群组这一点。(注: 蒙文通在《经学导言·绪论》说:“我也还是出不得《今古学考》的范围,我的意见自 然有些和他不同,说我是脱离这部书在宣告独立也可。说近来的今文家、古文家和我这 篇文字的主张,都是《今古学考》一书下面的三个修正派亦无不可。”(《蒙文通文集 》第3卷,第13页)) 《孔氏古文说》及《经学导言》两篇文字并不曾改变以“地域”讲学问起源之不同, 大致仍以齐、鲁与三晋区分今文、古文之不同,(注:蒙文通在《经学导言》说:“我 辨别齐鲁学是从他学问起源的地域分。”(《蒙文通文集》第3卷,第23页))但他在《经 学导言》中已隐隐然与老师有些不同,他指出南方也有一系,以楚国为主。在这篇文字 中,他提到三晋的学问和孔子背道而驰,三晋史家信任古史传记,故以古史传记疑议六 经,(注:蒙文通:《经学导言》,《蒙文通文集》第3卷,第40、19、20页。)但是他 仍然说: 孔子的学术,除一个嫡派鲁学之外,又有两个支派,一个便是齐学,一个便是晋学。 孔子的学说,从邹鲁渐渐的流往别处,就有鲁、齐、晋三大分支。(注:蒙文通:《经 学导言》,《蒙文通文集》第3卷,第30、40页。) 蒙文通并认为晋之古文与齐、鲁之今文,是“王”与“霸”之分,晋文公改制是为了 合理化其霸制,以朝聘为例,将朝天子改为朝诸侯,是为了合理化他以诸侯身份窃权之 事实。(注:蒙文通:《经学导言》,《蒙文通文集》第3卷,第33页。)从上面几段引 文,我们看到一种张力,一方面是把学问的差异地域化,且仍未放弃将它们统之于孔子 的旧说,但却认为那不纯然是孔子早、晚年的差异,而是孔子后学长时期演变而形成的 不同,另一方面是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异非常大,故说是“背道而驰”,是“疑议六经” 。 蒙文通首度引起民国学术界瞩目的书是《古史甄微》,从《经学导言》到《古史甄微 》之间有十余年之久,在这个时期,蒙文通逐渐转变成将经、史分别对待之态度,认为 经是经、史是史,因此他把古代学术地域化的论旨转化成一种新的论述,即史学上的古 史多元论述。(注:但这并不表示他已经放弃经学,这可以从他在《古史甄微》之后, 接着改写《经学导言》为《经学抉原》看出,他之成为一个纯粹的史学家是后来的事。 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四十以后才开始,而且摸索十年,才渐知史学如何研究。(蒙文通 :《古史甄微·自序》,《蒙文通文集》第5卷《古史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99 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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