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史料而言，他尊信非正统史料远过于六经，先是说三晋古史比儒家经典可信，到《 古史甄微》时则说“古史奇闻，诸子为详……而六艺所陈，动多违忤，反不免于迂隔… …自足见儒家言外若别有信史可稽”。《山海经》、《楚辞》等过去认为是齐东野人之 语者，实皆可信，“则谓六经之所美刺为实事者陋矣”，并说孟子所驳斥的古史比较可 信，孟子所主张的古史反而不可信。在《古史甄微》一书中他大量征引各种前人认为荒 诞不经的材料，尤其是大量使用纬书--纬书对他的古史解释起了最关键的作用，因为 只有纬书中有五帝各数百年之说，（注：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 ，第3、105、103、54页。）这些恐怕不是抱持传统心态的学者所能完全同意的。
    《古史甄微》拆散了古代圣王祖孙一系相传的架构，以不同族系之间勾心斗角的故事 取代了三代圣君贤相的旧说，古代的圣君贤臣多在非议之列。他说周文王“率戎以侵中 国”，又批评周公对殷人过于惨刻，批评孔子为维护贵族世卿之制等，不一而足。（注 ：以上分见于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如第104页。）这些论点 的震撼力是很大的。蒙氏自己早已觉察到这部书蕴含着前所未有的激烈意义，故形容自 己是“而说此非毁尧舜，讥短汤武，狂悖之论哉”。（注：蒙文通：《古史甄微》，《 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2页。）
    《古史甄微》中有一个主旋律，即三代是“权力”角逐而非“道德”兴盛的时代。它 说三代之兴衰皆取决于得失诸侯--“盖五帝三代，其得天下则以得诸侯，失天下则以 失诸侯”，尤其是说三代之兴皆得“夷狄”之助--“虞、夏禅让，其事多疑”；“虞 、夏间揖让之实，其关键乃在得失诸侯也”；即虞、夏君臣之间互相猜防之情是燎然若 昭的。虞、夏之间，实兵戈扰攘，生民困厄，经书中所说的“百姓昭明，协和万国，黎 民于变时雍”，是一种铺张扬厉之辞。“夫夏之中兴也以东夷，商之兴也以得汉南，周 之兴也以西戎，三代之兴，胥资于夷狄也如是”。（注：以上分见于蒙文通：《古史甄 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74、76、96、75、81页。）从此，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 金古代碎裂了，而且恒在变化中，从此平静的黄金古代不再平静了。
    《古史甄微》发表之时，疑古之风方盛，古史辨派对于蒙氏拆解古史一元体系，以三 皇五帝为后起之说，颇引为同道，但是《古史甄微》中对古史传说中的女娲、燧人氏、 伏羲、神农、共工……等传说非但不加以摒弃，且赋予他们特定的历史地位，这些都是 疑古派人物所反对的。而他处处批评古史辨派，反对轻疑古文献，认为许多所谓“伪书 ”，其所据以作伪的材料不必尽伪，他又分别地大量使用《晏子春秋》、《孔子家语》 等被高度怀疑的文献，即表现出与古史辨派根本不同的态度。（注：蒙文通痛斥疑古派 言论者，分见于蒙文通：《治学杂语》，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第29页；蒙文通： 《中国史学史》、《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蒙文通文集》第3卷，第265、10 8-109页。）
    前面已经提到过，在近代中国，最早提出古史多元观的是蒙文通与傅斯年，至于徐炳 昶的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之说，则晚至1940年代。（注：蒙文通：《古史甄微》， 《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13-14页。）蒙、傅二人一守旧，一趋新，但得出来的结论却 有若干相近之处。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等文章，虽然出现在《古史甄微》之后，但 两者并无沿袭的痕迹，若比较两者可以发现，他们都认为渤海附近、九河故地（禹时九 河应在今天山东德县以北至河北的天津、河间一带数百里之地）是中国大陆土地上最早 的文明发源地，他们都认为山东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东夷是古代文明最高、最成熟 之种族，他们也都同意中国文化在商、周之前源流既丰富且长久，否则无法解释后来文 明之兴盛。（注：参见Wang Fan-sen,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2000,pp.98-125.）
    至于华夏一元说的形成，则傅斯年偏向强调历史记忆之塑造，他说哲学家造了一个“ 全神堂”，把互相斗争的部族和不同时期的酋长或家神都放进这个全神堂中，成为一系 相传的人物。（注：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傅斯年全集》第3册，第883页。）而蒙 文通则反过来强调历史记忆遗忘的过程，认为战国以前，三系之传说原甚分明，自吕不 韦使宾客各著所闻，集论以为《吕氏春秋》，糅合众说，号为杂家，太史公、淮南子、 韩婴、刘向等继之，先秦旧史三系的实况于是归于泯灭。（注：蒙文通：《古史甄微》 ，《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13-14页。）记忆与遗忘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合记忆与遗忘 ，乃构成华夏一元之系谱，法国学者雷南（Ernst Renan）就说过：“遗忘”是国族塑造 过程中所必须的。
    六
    最后，我想谈蒙文通的“大势变迁论”。蒙文通一生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现代中国新学 术建置--大学中，从事历史研究及教学工作，他曾说自己在40岁以后才逐渐将经学丢 掉，从另一方面看，也就是说他愈来愈成为一位专业史学家。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蒙文通开展了一种我称之为“大势变迁论”的史观。这个史观包 括两个方面。第一，“以明变为宗”，即对任何事物，强调其发展变化之过程，及在这 个过程中各种分子之间的交互关系。他强调一种类似比利时史家皮栾（Henri Pirenne） 所提倡的看法：历史现象系海水般一波堆一波，愈堆愈高，成为波浪，波浪打着不同崎 岖的海岸，随着地形的不同，溅起各式各样的浪花；用蒙文通的话说是“观水有术，必 观其澜”。（注：龚谨述：《蒙文通先生传略》，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第191页。 ）第二，任何事物，都不可以孤立地看，而必定要联系到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 来观察，用他的话说是“事不孤起，必有其邻”；（注：蒙文通：《评学史散篇》，《 蒙文通文集》第3卷，第403页。）“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是纵向的大势变化，“事不 孤起，必有其邻”，则是横向的观照全局，综合两者，便是蒙文通所常说的“全、变、 深”。（注：朱瑞熙：《文通师论宋史》，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