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用胡适的话说，连皇帝都可以不要了，有什么不能改变的。（注： Hu Shih,“Broadcast,New York World's Fair,October 10,1939,”周质平编：《胡适 未刊英文遗稿》，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年，第110页。）辛亥革命使得旧知识分子 失势，被另一群对经学不再看重的新人所取代，古文、今文之争已经不再时髦，人们关 心的焦点是“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新的”或“旧的”。民国元年，教育部宣布 废止尊孔读经，其影响固然不可过度夸大，但亦不可小看，建制性的规定毕竟产生大规 模的影响，读经已经不再是成为知识分子的前提。而民国6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对经 学所蕴含的价值体系施予最有力的抨击，“覆孔孟，铲伦常”的口号，影响异常深远， 古来相传的种种正统观念彻底动摇了，划分知识群体的标准是“传统的”或“反传统的 ”，“中国的”或“西方的”。另一方面，随着新学制的建立，学术分科化，大学中的 经科已成为众多人文学科之一，其任务与传统经学不同，它不再是生命的学问，而是成 为众多学问领域的一种。从辛亥以来经过十多年，至少在主观的层面上，人们觉得自己 与“过去”应该是断裂的，不应该是延续的，断裂产生了距离，距离使得“审视”传统 成为可能，当时虽然仍有一群研读经书的人，但是他们的取径变了，是以“观察”、“ 研究”者而非传统文化参与者的方式在阅读经典。经学没落，寻求恒常道理的经学式思 维之没落，只有辛亥革命以后的一代才能体会，起而代之的是历史式的思维--那便是 一切都在变，一切都会变，一切的变都合理，恒常的世界破坏了，变成以人事证恒常之 道理或以人事替代恒常的道理。
    经学衰退、史学地位之高涨几乎同时发生。从晚清以来，国粹学派认为国粹即等于历 史，爱国必须先知历史，史亡即国亡。当时学术界以学问能否经世作为高下之判，人们 愈来愈认为经学不足以经世，而史学可以经世。从晚清科举废八股改试策论之后，士子 阅读史书的分量便大幅增加了，到了废科举之后，在正规的学习中，经的分量便愈来愈 淡薄，而史的分量愈来愈加强。学问世界渐渐地由康有为所说的“史学大半在证经，亦 经学也”，转变成经学沦为史学之附庸--用周予同的话说是“史由附于经，而次于经 ，而等于经，以至现在经附于史”，他又说要能“不循情地消灭经学，用正确的史学来 统一经学”。经史之消长如此剧烈，故1923年，当蒙文通到江南访问耆旧讨论经学时， 即发现“故老潜遁”，“讲贯莫由”。（注：以上引自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 化与史学走向中心》，《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 出版社，1999年，第302-341页。）
    四
    因为材料的限制，对于1915-1927年之间蒙文通思想学术的轨迹无从深入了解，但是 我们可以确定，在这一时期，他逐步发展出经是经、史是史，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 要用不同方式处理的态度。用蒙氏自己的话来说，即是“经史截分为二途，犹泾清渭浊 之不可混”。（注：蒙文通：《古史甄微·自序》，《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3页。）用 蒙季甫转述堂兄蒙文通批评廖平的话说，则是廖氏“但以尊孔过甚，且不知史学，不能 用历史方法以史实核汉师礼制，不知孰为西周旧制，孰为礼家新制”。（注：蒙季甫： 《文通先兄论经学》，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第68页。）事实上廖平并非不了解历 史，从《今古学考》中若干条可以看出，他对古代文献已有相当程度的历史层次感。从 他给蒙文通的那一道题目也可以看出那是道历史习题，但是因为他自居为经学家、哲学 家，要拉拔到更高的层次来调遣史事，所以他没有兴趣进一步探索，这种价值的轻重先 后，也是经学思维与史学思维之分歧点。而蒙氏最大的突破之一便是用历史的思维处理 廖平这位经学家所提出的问题。
    依我的观察，清代经学研究的成绩，有不少被民国时代的古史家所继承，而由经学到 史学的转变，大多与五个环节有关：第一是分别经是经，史是史；第二是丢掉今、古文 之争的老问题，代以古代史的问题；第三是分出时间的层次，汉是汉，先秦是先秦，而 且各个层次的意义是一样的，不因时代先后而有别；第四，要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区分出 古代文献内容中“理想”与“事实”的区别；第五，接受19世纪西方史学的影响，尤其 是种族、地理两种因素。在蒙文通从经学到史学的转变过程中，以上五个环节大抵清晰 可见。
    首先要讨论蒙文通如何放弃今、古文之争的老问题。在1920年代，我们见到一种既继 承，又丢掉今、古文之争的新发展。前面已经提到过，晚清的今、古文之争松动了对古 代经典的许多既成之见，一方面觉得其中隐藏着许多问题，一方面是击碎了古来的间架 ，开启了将碎片重新拾起、重新架构的可能性。1920年代的两个古史大论述都与它有关 ，但是一个走向空间的（蒙文通的地域多元说），一个走向时间的（古史辨运动中顾颉刚 的层累造成说）。（注：杨向奎在《我们的蒙老师》中说：“顾先生的理论是因时间的演 变而不同的历史遂层累造成，蒙先生的理论是因地方的不同而有历史的分野”，“他们 都受有今文经的影响”。收入于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第56页。）
    上述两种重构古史工作的前提都是打破今、古文的旧问题。晚清今、古文两派争斗太 久，太过激烈，不断互相攻击的结果，使两派的缺点完全暴露在世人眼前，在不再笃守 经学家法的新一代人看来，觉得两派都有问题，有人主张向上追求古代的真相，有人主 张将今、古文“一齐撕碎”。我们应还记得在古史辨运动初起之时，钱玄同如何为年轻 的顾颉刚指出一个方向。钱玄同对顾说，古文是假的，今文是口说流传而失其真相的， 所以今文家攻击古文经伪造是正确的，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的真意，也是站得住 的，“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 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相”。（注：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 生·自序》，台北：里仁书局，1985年，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