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古代学术两系统说转化为古史多元论述，可以说是近代上古区系类型论的滥觞，它 与徐中舒的《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1927）、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1934）、徐 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中的三集团说，（注：但这几位学者的见解是独立 发展而成的，惟一可能的是徐炳昶可能受到过蒙文通影响，蒙文通到后来才知道徐炳昶 的论点。（蒙季甫：《文通先兄论经学》，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北京：三联书店 ，1993年，第65页））都是革命性的论述，共同打破了古来一系相承的旧说。
    值得注意的是蒙文通的《古史甄微》，是缘起于廖平的一道关键性的习题。1915年， 廖平在读完蒙文通的《孔氏古文说》后问道：
    古言五帝疆域，四至各殊；祖孙父子之间，数十百年之内，日辟日蹙，不应悬殊若是 。盖纬说帝各为代，各传十数世，各数百千年。五行之运，以子承母，土则生金，故少 昊为黄帝之子。详考论之，可破旧说一系相承之谬，以见华夏立国开化之远，迥非东西 各民族所能及。凡我国人，皆足以自荣而自勉也。（注：蒙文通：《古史甄微·自序》 ，《蒙文通文集》第5卷，第1页。）
    廖平的问题具有多重意义。首先，他主张“破旧说一系相承之谬”，这一句话显示这 位晚清今文经学的殿军，已经敏感到中国古代应该是多元并立。事实上此语出自廖平， 并不特别令人惊讶。他先前提出古代礼制不只一系，后来又陆续提到各种多系的看法， 如说中国古代文字多系等，这些多系说看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其为多系却是一致的。第 二，廖平对蒙文通所提出的这道论题，主要是想论证中国立国开化之早，非东西各民族 所能及，“凡我国人皆足以自荣而自勉也”；一如他早年运用各种论证来维持孔子的优 胜地位一般，此时他希望维持中国在世界各古老文明的优越地位，注意力已经由一人转 到一国。
    廖平的这一道问题背后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廖平对清末盛传一时的“中国文明西来说 ”显然有所了解并且深深感到不满，认为它伤害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尊严，所以他要蒙文 通论证华夏立国开化之久远，来抵挡中国文明西来之说。他特别提到“少昊为黄帝之子 ”可能是五行说的产物，似乎又显示他想破除少昊与黄帝一系相承的关系，而晚清喧腾 一时的“西来说”正是主张黄帝从西向东移，破除黄帝与少昊的父子关系，即等于说明 在西来的一系之外，还有东边本土的一系。（注：“中国文明西来说”在清末得到章太 炎等名学者的信从，如章氏《訄书》（台北：世界书局，1971年）之《序种姓上第十七》 说：“宗国加尔特亚者，盖古所谓葛天，地直小亚细亚南……然始统一加尔特亚者为萨 尔宫一世，当共和纪元以前二千九百六十年，其后至亚拉伯朝，以巴比伦为京师，当共 和纪元前七百四年，其后二百五十年，为小亚细亚灭之。萨尔宫者，神农也……先萨尔 宫有福巴夫者，伏戏也，后萨尔宫有尼科黄特者，黄帝也，其教授文字称苍格者，苍颉 也。”（第40-41页）章太炎可能从日文本（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编述：《支那文明史》 ，东京：博文馆，1900年）得知此说，也可能是读到中译本。该书中译本于光绪二十九 年（1903），由上海竞化书局以《支那文明史》书名印行，其中第三章为“支那民族从西 亚细亚来之说”，此章中说黄帝自西亚来，其名为“奈伊哗浑古底”，是自西亚细亚移 往中国之酋长，征服邻邦之人民。（《支那文明史》，第44、50、54页））所以他要解构 “祖孙父子一系”之旧说，提出“帝各为代，各数百千年”之论。值得注意的是，“帝 各为代，各数百千年”一语出自纬书，而强调谶纬正是晚清今文经学的特色。廖平提出 的这一道习题意味深远，既延续他一贯的多系说，又将注意力往上拉到古史的源头。
    三
    清初理学家张履祥说“读史只以验经而已”，它代表一种最常见的以经绾史的态度。 清代经学如日中天，经学意识高张，但清代考证学的许多工作其实就是考证古代名物度 数的历史，故柳诒徵说乾嘉诸儒“治经实皆考史”，（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 ），台北：正中书局，1964年，第119页。）况且清儒的历史研究工作也始终不曾间断。 综合前述，我们应该说经学意识与史学意识始终是清学中的两脉，或者应该说是一体的 两面，但无论如何，经学毕竟是主、史学是从，经学是优先的、史学是从属的，经学所 蕴涵的价值体系会隐然支配学术工作，深刻地影响选题、诠释、价值判断，或想在研究 中寻求经学式的恒常道理。到了廖平，他想在时势的迫压之下，更积极地维护或创造经 学式的恒常道理，故用最权宜的手法搅乱了大量的文本。廖平一方面是史学的，一方面 是哲学的。他欣赏张惠言、陈寿祺、陈乔枞的经学，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说，即是因为他 们讲家法、重条例，比较能够忠实地重建古代文献的历史层次，从某种角度说，即是比 较重视学术史的还原。但这并不表示廖平是位史学家，他不安于停留在史实的层面，而 要提高一个层次来调动、安排，在真实与虚构的离合之间，建立一套义理系统。故他基 本上反对以经为古史，他这方面的言论很多，如《尊孔篇》中说：“故六经者非述古， 乃知来”，“以经为古史，则疵病百出”；（注：廖平：《尊孔篇》，《四译馆杂著》 ，成都：存古书局，1921年，第16、18页。）如《大成节讲义》的《旧说以经为史之敝 十条》：“凡史事成迹，刍狗糟粕，庄列攻之，不遗余力，孔经新，非旧经，非史”， “经说若主退化……须知经言退化，实行经意则为进化也”，“经先文后野，先大同而 后小康，其说颠倒”，（注：廖平：《大成节讲义·附录》，《四译馆杂著》，第18、2 5页。）六经与历史时间的序列是颠倒的，所以它是哲学，不是历史。他不只反对把六经 当作史料处理，而且处处以六经与当时所谓之西方“公法通例”相通，他认为苟非如此 ，则六经对于现在及未来即无任何价值可言。如果不了解廖平处理经学与史学的特殊手 法，我们很难了解廖平何以始终批评古文家是史学、是要不得的，但又相当注意一些特 定的史学问题。
    但是“经”与“史”的地位在近代发生了激烈的转变。廖平与蒙文通是两代人，两人 相差四十余岁，两代人的熏陶、培养、心态也都不同。晚清到民初，正是经学与史学互 为消长的时代，蒙氏向廖平问学已在民国初年，《古史甄微》则成稿于新文化运动之后 ，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两大事件都对经学及经学家的地位产生剧烈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