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投身革命洪流，拥护民主共和
    辛亥革命爆发后，伍廷芳于1911年11月12日联合张謇等人，致电摄政王载沣，请清帝退位，赞成共和：“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国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识者议论亦无异致，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为皇上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人。”（注：伍廷芳等：《忠告清监国赞成共和文》，《伍先生公牍》上卷，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1页。）清廷未予理睬。伍廷芳又单独上书庆亲王奕劻，一针见血地指出：“夫年来假立宪之美名，行专制之虐政，上下中外罔不周知，朝廷之大信已漓，虽复家喻户晓，其谁信之”；清室的出路只有一条，即主动放弃帝位，“与民享共和之幸福”（注：伍廷芳：《致清庆邸书》，第11-12页。）。其时，满洲亲贵载涛、良弼等为保住大清王朝，重募死士，决意暗杀赞成共和的汉人，伍廷芳亦在其列。对此，伍正气凛然，斥之为“野蛮举动”，并道出其潜伏的“利害安危之机”：“汉人百倍于满，果使挺刃寻仇，互相报复，为满旗计，后患何堪设想。”（注：伍廷芳：《致清庆邸书》，第11-12页。）
    对内，伍廷芳首倡清帝退位。而对外，伍廷芳则积极宣传中国革命，开展对外交涉。上海光复后，成立沪军都督府。他受沪军都督、革命党人陈其美之请，出任外交总长。11月12日致电世界各国，请承认“中华共和国”，电文阐明中国民主革命的目的是建立共和政体。他宣称，“吾民之所好者，为共和政体，故其所择者，亦共和政体。”且武昌起义以来，全国十八省中已有十四省宣告脱离清政府，赞成共和，各省代表会议即将举行，准备制定宪法，建立政府，中国已出现了“新气象”。据此，伍廷芳又认为，“吾人之所以欲求列强承认吾共和国者，盖以此共和政体乃事实耳”，“满清权力已具消亡，其一线余气所发，仅如登场之傀儡而已。”（注：伍廷芳：《致各友邦请承认中华共和国电》，《伍廷芳集》，第368页。）上海是国际性城市，又存在两个租界，中外关系错综复杂。伍廷芳在上海光复前就照复各国领事，请各自维持租界秩序。上海光复后，他盱衡时局，一面重申租界自行维持秩序，一面下令尽力保护外侨生命财产，禁止民军任意进入租界（注：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2-473，476页。）。为防患于未然，他拟订了《中华民国对于租界应守之规则》，“维持各地租界现状，免生枝节，俟大局底定，再行设法收回。”（注：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2-473，476页。）作为一个曾长期驻节国外，颇具声望的外交家，伍廷芳的言论，对世界舆论了解中国发生的革命运动，争取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保证革命顺利进行，具有积极作用。1911年12月9日，作为南方光复各省临时外交代表，伍廷芳被推举为议和全权代表，与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厅举行南北议和。在谈判中，他竭尽心智，擘划折冲，力主建立共和政府，坚持清帝退位。“盖必如是，然后共和国体乃完全成立。否则，有类于虚君共和之嫌，故独于此始终坚持。”（注：观渡庐：《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所有这些言行，均可视作为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奋斗的不懈努力。
    伍廷芳首倡清帝退位，投身革命，在政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时所谓缙绅士大夫皆惊异之”（注：伍朝枢：《哀启》。）。皇室亲贵甚至訾其为“世受国恩，身膺重寄，乃甘心背叛朝廷。”（注：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1页。）那么，促成伍廷芳由君宪向共和转变的动因是什么呢？概而言之，约有三端：
    首先，“补天”希望的破灭。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中，改良与革命两大势力相摩相荡，争持的无非是选择何种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即君主立宪政体还是民主共和政体。换言之，改良与立宪、革命与共和是相对应的。清廷借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的真相一旦被揭破，即使其自身丧尽天下人心，又使改良势力掀起的立宪运动无所倚持。伍廷芳出仕清廷，孜孜矻矻从事维新改良，就是试图变革专制政体。清廷的假立宪，使其最后一丝希望化成泡影，油然而生失望和无奈。这种情绪对于一个身居海外数十载、亟望祖国强盛的人来说，显得尤为强烈。所以伍廷芳奉使美国任期未满，急求瓜代，返归沪上，弃政从隐，“提倡公益，如用国货，禁纸烟，办义赈，不遗余力。”（注：伍朝枢：《哀启》。）民国初年他在追忆中描述了自己心路演变的轨迹：“前朝供职，已历数十寒暑。季世遘乱，政纲失纽，屡有条陈，辄思补救，奈终见沮，十不一行，志敛心灰，浩然归去，不敢为利禄之恋，贻自公退食之讥也。”（注：伍廷芳：《中国民国图刍议·序》。）
    其次，革命高潮的掀起使他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伍廷芳游历欧美，对中外政体深有体察，知悉“人心之趋向，渐集民权，君权已居少数”，只是以为中国民智未开，故一直主张“应该实行君主立宪，共和立宪尚未其时。”（注：观渡庐：《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但辛亥革命的骤兴，使他看到共和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并为全国舆论所公认。“不独留学生为然，即如老师宿儒，素以顽固称者，亦众口一词，问其原因，则言可以立宪，即可以共和，所差者只选举大总统耳。”因此，“为今之计，中国必须民主，由百姓公选大总统，重新缔造，我意以此说为确不可易。”（注：观渡庐：《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