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为“共和”正名，驳复辟谬论
    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各种社会势力进行重新整合。如果新势力不能据有主导地位，那么旧势力一旦遇有合适时机就会复萌、反扑，试图减缓乃至阻滞社会变革。民国初年的尊孔复古思潮与复辟思潮的出现，正是革命后旧的社会势力回潮的反映。这股复辟思潮，希冀在文化上尊孔复古，在政治上复清朝之辟，复帝制之辟，（注：陈旭麓：《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35页。）为洪宪帝制、张勋复辟作了思想舆论的前导，对民主共和制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对此，孙中山、黄兴等很快从革命胜利的幻想中清醒过来，奋起还击。伍廷芳也一同加入了捍卫民主共和制度的斗争。
    1.为“共和”正名。
    劳乃宣是复辟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劳氏，浙江桐乡人，曾任清政府京师大学堂总监、学部副大臣。他在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即撰成《共和正解》一文，企图混淆“共和”一词的含义：“《史记·周本纪》厉王出奔于彘，太子静匿于召公之家，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其本义为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故曰共和乃君主政体，非民主政体也。”“今天下竟言共和矣，若依共和本议解之，则今日颁布之君主立宪政体，正与周之共和，若合符节也。”“若时人之所谓共和，乃民主也，非共和也，共和之谬解也。”（注：劳乃宣：《共和正解》，《桐乡劳先生遗稿》卷一，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41-142页。）据此可见，劳氏所谓的共和，指君主立宪政体，而非民主共和政体，其实质是反对革命，为维护和延续清朝统治张本。民国成立后，这一论调成为清朝复辟的历史文字依据。对此，伍廷芳痛加驳斥道，现在所谓“共和”，本由英文Republic译出，其音是“里北布历”，其意是“民国代表，执政行事”，亦指民主政体，只是在翻译成中文时，借用了汉语“共和”二字而已；它与中国历史典籍中记载的“共和”有本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周时用二相执政，名号共和，其意在公卿相和而修政体，非指全国国民代表而言。今日之用共和二字，乃专指全国政体，揆之周时名号，所谓势殊时异，与今二十世纪大相悬绝。……今日称共和者，乃以别于专制及君主立宪之谓也。”（注：伍廷芳：《论中国改共和之原理》，《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第二章。）
    2.强调民国取代清朝并非易国，共和胜于专制。
    民初，一些清朝遗老旧臣鼓噪清室复辟、“民国不如大清”、“共和不适于中国”。针对这一情况，伍廷芳指出，清廷不知及时变革专制政体，而“汉人狙伏专制之下，已历二百六十余年，帝统十传，而国政愈坏，割地赔款，几令全国人民，尽为奴隶，至荷国债之重，民力尤难转输，立宪徒托于空言，格杀则听其勿论。”（注：伍廷芳：《论复辟谬说扰害共和》，《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第二十九章。）待到革命风暴掀起，大势已去，民心齐归共和。因此，民国肇建是时势所趋，人心所向，是民主共和政体对君主专制政体的胜利，而并非“易国”。况且，民国建立后已日显其进步性：“英才应运而兴，共和大纲，日形进步，若以前清相比例，明眼人自能知其较胜。”（注：伍廷芳：《中华民国图治刍议·序》。）
    3.主张明定法律，宣传共和思想，杜绝复辟邪说。
    1914年，劳乃宣又抛出《续共和正解》一文，公然向袁世凯提出还政于清室的具体方案：定宪法之名曰“中华国共和宪法”；定国名曰“中华国”，不称民国；定纪年为“中华国共和纪年”，不用民国纪年，“以共和纪年，乃周召共和旧制，今依用之，正以表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亦犹行古之道也”；等到共和十二年，宣统皇帝十八岁时，袁世凯十年总统任期已满，就可以还政于清室了，即所谓“依周之共和十四年，周召还政于宣王故事也。”还政后，“宣统封袁王爵，世袭罔替，以报勋劳。”（注：劳乃宣：《续共和正解》，前书第150-151页。）劳乃宣将此文与《共和正解》合印成《正续共和解》一册，后又加入《君主民主平议》一文，分赠遗老旧臣，宣扬“民主之制万不能行于中国”（注：劳乃宣：《印行正续共和正解跋》，前书第331页。），鼓吹清室复辟。清史馆馆长赵尔巽公然声称：“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注：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第89-90页。）一时，复辟言论甚嚣尘上，有人甚至称民国三年（1914年）为“复辟年”（注：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第89-90页。）。
    对于复辟思潮的兴起，伍廷芳通过冷静观察，反复思考，认为倡议复辟之人可分两类。一类是曾在清廷供职当差的；另一类是读书人出身，守旧拘迂，自矢孤忠，且“不谙时局，独鲜开通，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国家。”（注：伍廷芳：《论复辟谬说扰害共和》，《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第二十九章。）他们“借遗逸之高名，直欲令民国人心，解体而后快，淆乱国体，危害清室，惹起外交，酿成内乱，于国于己，究属奚益也。”（注：伍廷芳：《论复辟谬说扰害共和》，《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第二十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