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一分析，伍廷芳认为民国政府应该采取两条匡谬立正之策：其一，“似宜在立法院明定法律，申明现在中国全属民主政体，如有人谬议复辟，或立说著书，或从中煽惑，即照内乱罪，从严惩治，以杜绝此等邪说，而固国基。”（注：伍廷芳：《论复辟谬说扰害共和》，《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第二十九章。）其二，广泛宣传民主共和思想，提高国民政治文化素质。他反复强调辛亥革命是民众久处专制困境之下渴盼共和的体现，因而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主张中央政府应该采取有力措施，“一面求治，一面以共和义理，开诚布公，教导国民，庶使国民知识程度，继长增高，一意改良，与共和美政，互相融洽，国基既固，日进无疆。尔时纵有反对之人怀贰心，自必情谊相孚，疑忌胥归消灭。”（注：伍廷芳：《论民国图治终睹成绩》。）
    伍廷芳主张从立法杜绝复辟言行，以共和义理教导国民，不失为标本兼治的合理途径。但是，正如伍廷芳所指出的，共和政体虽“最称良善”，但这一“最良善之国政，非得文明相当之人，不能任其治理。”（注：伍廷芳：《论复辟谬说扰害共和》，《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第二十九章。）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既不具备民主政治素质，更不愿实行共和政治，恰恰反其道而行，破坏约法，荡除国会，加速复辟帝制的进程。这样，捍卫共和者面临的已不是如何推动历史前进的问题，而是如何阻止历史倒退的问题，并从思想领域中的批驳还击骤进至政治实践上的短兵相接。
    随着时代的进步，伍廷芳从君宪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坚信民主共和制度是中国走上强盛之路的重要基础。为了捍卫这一制度，他公开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为了捍卫这一制度，他置恫吓和威迫于不顾，断然拒绝副署解散国会令；为了捍卫这一制度，他不避暮年高龄，毅然南下护法。在此过程中，伍廷芳逐渐认清了军阀政客践踏共和的真面相，并先后脱离了北洋军阀、西南军阀，追随了“以天下为公”的真正的护法者--孙中山。这一抉择，使他的一生最终成为与时俱进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