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354-430）是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他虽然是名垂青史的“教父”，但其影响已经超越了宗教领域，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导师之一。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奥古斯丁日益关注，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① 不过，中国学者对奥古斯丁重要代表作品的熟悉程度和使用频率，比如《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忏悔录》（Confessiones）、《论三位一体》（De Trinitate）等，远大于对其书信（Epistulae）的了解。这当然同国内学者理解奥古斯丁的侧重点有关，基本上把他放置在哲学思想或者宗教哲学的谱系中进行解读。但是在西方学术脉络中，奥古斯丁研究（Augustinian Studies）隶属“教父学”（Patrology）这个更加专门和宽泛的学术阵营。这不仅意味着对奥古斯丁的解读，远不能局限于他的哲学思想，而且目前相关研究所依据的文献资料也不是寥寥代表作能够涵盖的。但是，由于教父学研究在国内尚属起步阶段，②文献建设工作仍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奥古斯丁的书信这份独特的原始资料就很有引介的必要。
    一书信的整理和翻译
    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奥古斯丁遗留下来的书信大约有308件（其中49封是其他人写给奥古斯丁的，另有7封信中奥古斯丁既非写信人也非收件人，由于内容与奥古斯丁有关，也被收入奥古斯丁书信集），记录了他从386-430年的人生经历。在1981年之前，书信的总数还只有270件左右。1981年，一位奥地利学者偶然发现了一批拉丁文书信，后被证实出自奥古斯丁的手笔，因此奥古斯丁书信的总量达到了目前的300多件。③
    目前我们所拥有的奥古斯丁著述，包括书信在内，经历了一个长期编辑整理的过程。在奥古斯丁于430年8月28日去世后，他的门徒卡拉玛的主教波斯底乌（Possidius of Camala）就开始收集其作品清单，已经把他的书信纳入了作品名录。 ④但是波斯底乌对奥古斯丁书信的整理有失完整和精确，比如他把许多书信的写作日期弄错并且遗漏了大量书信。
    因此，后人对奥古斯丁书信的整理，需要完成两方面的工作：确定书信数量以及推算写作日期。此前，人们一直认为阿莫巴赫（Johannes de Amerbach）在1493年整理的奥古斯丁手稿是最早比较系统的书信版本。后来，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发现了由梅特林（Mentelin）于1471年整理的一个更早的版本，把时间提前了20年。⑤ 1528年伊拉斯谟（Erasmus）在巴塞尔出版了一个新版本，对阿莫巴赫的版本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在此基础上，伊拉斯谟于1569年又出了一个增补版，加入了38封信，此时已经包括了88封奥古斯丁的书信手稿。1576年耶稣会成员鲁汶（Louvain）在安特卫普出版了当时最全面的奥古斯丁作品集，一共收录了183封书信，其中包括29封新发现的书信。1668年海哈特（L.F.Reinhart）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版了一个版本，加入了7封书信。
    不过，上面提到的各种书信版本虽然在数量上超越了波斯底乌，但是书信本身的文字校对工作并不令人满意。于是在几十年之后，也就是17世纪晚期，在巴黎圣莫尔本笃会（St.Maur）的组织下完成了一个系统和全面的新集子。⑥ 这一版本新加入了16封信，书信总体规模达到270件。莫尔本笃会（Maurist）版本基本上根据书写年代把书信划分为四个部分：书信1-30，大约写于386-395年间，奥古斯丁被任命为希波主教之前；书信31-123，写于396-410年；书信124-231，写于411-430年；书信232-270，写作年代无法确定。
    莫尔本笃会版本的编排全面精细，尤其按照年代顺序排列，为后来的各种版本奠定了基础，不断成为翻印的蓝本。目前最权威的拉丁语版本是由勾德巴赫（A. Goldbacher）编辑的《教会拉丁文作者文集》（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CSEL），1895年首次出版第34卷上册，包括书信1-30。此后陆续出版了第34卷下册，包括书信31-123（1898）；第44卷包括书信124-184A（1904）；第57卷包括书信185-270（1911）。到1923年出齐最后第58卷，添加了序言和索引，全部整理工作一共持续了近50年。
    在CSEL的版本出现后，又确认了奥古斯丁的3封新书信。勾德巴赫发现了2封书信，编号为92A和173A，加到CSEL的第44卷中。摩利（Morin）发现了书信215A，加到第58卷中。1974年，奥地利科学院研究员约翰尼斯·笛福雅克（Johannes Divjak）在马赛的国家图书馆对中世纪手稿进行整理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一批15世纪的信件。最初他以为这批署名“奥古斯丁”的书信，不过是某个匿名人士的假托之作。但笛福雅克在对书信的遣词造句、讨论内容进行仔细研读之后确认，它们确实出自奥古斯丁的手笔。为了同此前发现的书信相区别，在数字编号后面加上* 号以示不同。这批书信共计31件，其中有一封是杰罗姆（Jerome）写给奥瑞里乌（Aurelius）的（书信27*）。后来笛福雅克在巴黎找到了更早并且更好的一个版本。经过细致的整理校对之后他于1981年把这些书信作为CSEL的第88卷出版。这些书信是奥古斯丁在70余岁以后写成的，虽然不大会改变人们对奥古斯丁的既有认知，却能展现一个更加生动的非洲主教的形象。其中，书信1*A就是1939年由拉姆博特（Lambot）发现并整理的书信231A，都是写给费尔姆（Firmus）的。⑦ 而莫尔本笃会版加入的书信250A则被认为是书信1*的残篇。
    另外一个比较通行的拉丁本是由米涅（J.P.Migne）主持的《教父文献大全（拉丁篇）》（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 Series Latina,PL），其中第33卷是奥古斯丁的书信。这个完成于1841年的版本在莫尔本笃会版的基础上加入了书信184A和202A。可惜，这个版本在19世纪中期出版之后，虽然有过重印，但一直没有把笛福雅克所发现的新书信添加进去。
    奥古斯丁的许多著作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书信的翻译工作也一直没有中断，已经出现了各种语种的译本。⑧ 但是由于笔者能力有限，本文只考察英语的翻译情况，而且仅限于国内可以见到的版本。
    1919年斯帕罗一辛普森（W.J.Sparrow-Simpson）还在感叹奥古斯丁的书信从来没有被全部译成英文，⑨ 但是这种局面一直在不断得到改观。奥古斯丁的著述比较早的英译版本收入在《奥瑞里乌·奥古斯丁文库》（The Works of Aurelius Augustine）中，共15卷，编者为多兹（M.Dods）和库宁汉（J.G.Cunningham）⑩。其中书信部分在第6卷和第13卷，并不是全译本，只有160封信。1886年菲利普·夏弗（Philip Schaff）主持整理了尼西亚时期的教父文集，其中第1卷是奥古斯丁的书信，这是英语世界对奥古斯丁书信全面翻译的最初尝试，总计收录了160件。（11） 由巴克斯特（James Houston Baxter）翻译的节选本，1930年作为罗叶布经典（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出版，也仅仅包含了62封书信。不同译者往往根据自己对奥古斯丁的理解，选择性地翻译了自认为最重要的书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加大了对奥古斯丁的研究力度，开始大规模翻译奥古斯丁的作品。由美国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组织翻译的《教父文集》（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FC）第一次翻译了已发现的奥古斯丁的所有书信。这个浩大的工程从1951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89年。译本以CSEL为原本，同时参照了PL，完全遵照CSEL的书信编号方式。其中第11卷包括书信1-82（1951），第18卷包括书信83-130（1953），第20卷包括书信131-164（1953），第30卷包括书信165-203（1955），第32卷包括书信204-270（1956），第81卷包括书信1*-9*（1989）。目前国内只能找到第30、32卷和第81卷。
    1990年代以来，美国奥古斯丁薪传研究会（Augustinian Heritage Institute）组织人力重新翻译奥古斯丁的所有作品，甚至计划翻译一直没有英译的作品，（12） 试图构建一套到目前为止最完备的《奥古斯丁文库》（The Works of Saint Augusinte: A Translation for the 21th century, WSA）。这套丛书涉及书信的部分目前出了4卷，不过只包括书信1-270，估计要再等一段时间我们才能够看到所有书信的完整英译本。其中，第二部分的第1卷包括书信1-99（2001），第2 卷包括书信100-155（2003），第3卷包括书信156-210（2004），第4卷包括书信211-270（2005）。
    如果利用网络资源，则可以找到电子版。（13） 这些书信的英译在1997年完成，但只有166封书信。书信的划分方法基本延续了莫尔本笃会版本的分组方式。
    目前研究者使用的比较多的英译本是夏弗的版本、美国天主教大学的FC及奥古斯丁薪传研究会的WSA。夏弗的版本出版于19世纪末，年代久远，甚至保留了一些古英语的表达方式，尤其是涉及引用的圣经内容。但是这个译本的翻译比较忠实拉丁语，在追求准确性的同时，削弱了可读性。FC的版本克服了这个缺点，翻译兼顾了准确性和可读性，但这个译本删除了拉丁语版本中的数字段落排序号，对于返回拉丁语，查找原文出处不太方便。不过，FC的版本在最后的第81卷，也就是笛福雅克所发现的书信的译本更正了这个失误。WSA的译本，正如他们的宗旨所期望的，是面对21世纪读者的，所以语言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这或许意味着翻译具有更多意译的成分。此外，这个译本在每一封书信前都有一段导读，实际是对书信内容最简短的介绍。这有助于读者迅速把握书信的整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