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军费开支对美国经济所起的作用问题
    众所周知，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水平（即《刘文》所指经济涨落的两项重要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指数的增长速度，而不是军事开支。国民经济军事化，实际上是人为地开辟的一个生产部门；军事产品一般地不流入自由市场，唯一的买主是国家。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我们探讨军事生产和开支对美国经济所起的作用时，是把国民经济军事化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与军事政策的产物，从而探讨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深化程度与美国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相互影响情况；如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扩大和加深，大大降低了民用部门扩大再生产的速度，给国家财政支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成为财政赤字形成的主要原因，加剧了通货膨胀，加深了美国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等等，而决不是以它作为衡量美国经济涨落的指标。至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绝对数字的增长，只能说明它是美国原有的物质基础雄厚、工农业生产水平较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为高，科技水平在世界上也遥遥领先，大大提高生产力等事实的结果。因此，虽然战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时低于其他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五十年代低于日本、西德、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六十年代仅略高于英国，低于日本、西德、法国、意大利，工业生产增长率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稍高于英国，大大落后于日本和西德（32）。但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数字，在资本主义世界仍居首位。刘绪贻同志将1960年到1979年期间十个年份美国国防开支占国家总开支的百分比，和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减的百分比，两类数字凑合一起，并列表比较，企图说明军事开支不影响美国经济；却掩盖了美国经济发展速度趋向缓慢和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逐步下降的真相。实际上，战后美国政府推行扩张政策和战争政策，既把军费开支作为刺激经济的一项手段，又把它作为“反危机”的一项重要措施。为了澄清历史事实，有必要简单地叙述一下战后美国军费开支，对美国经济所起的这两方面的作用。
    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两涨两落：1947-1953年和1961-1969年是两个经济增长较高的时期，1954-1960年和七十年代是两个生产比较停滞的时期，必须确切地指出：美国经济的涨落都与军费开支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远离战场，且以同盟国兵工厂身份，加紧生产军火和军事装备，这不仅对战胜法西斯有利，而且也繁荣了美国的经济。二战后，美国利用在战争期间大大加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到处建立战略基地，并大量输出商品和资本，扩大了国外市场；在国内，由于战争受到抑制的民用工业设备得到更新的机会，科技革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战后美国经济高涨，1947-1953年，出现了战后初期美国经济繁荣阶段。1948年军事开支减少了11％，接着1949年发生战后第一次危机。军费立即增加了7.6％，1950年爆发了侵朝战争，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一下子增长了8.7％，工业生产率更增长了15.7％，1953年朝鲜战争高峰时，美国直接军费开支占联邦政府支出的65.7％，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1％，美国经济转入战争轨道，出现了战争景气。1947-1953年，工业生产平均年增长率为6.3％，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3.9％。朝鲜战争一结束，1953年军费支出下降了17％，1954年下降了30％。美国于1954年陷入了另一次经济危机。1954年工业生产年增长率下降5.3％，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下降了1.3％。为摆脱危机，1955年军费开支立即增加了7.6％，以刺激经济。1958年仍将增加军费开支作为“反危机”措施，军费增长了8.1％（33）。
    六十年代又是美国经济高涨的年代，也与侵越战争和将侵越战争升级有密切关系。在1961年，为摆脱经济危机，军费开支增加了6.6％。1965年和1966年的经济高涨，一方面是受企业固定投资增加和民间耐用消费品的需求的刺激，另一方面，扩大侵越战争带来了军需生产的繁荣。军费开支在1966年财政年度比上一年度增加14.5％，即七十二亿美元；在1967年财政年度比上一年增加23.4％，即一百三十三亿美元；在1968年财政年度，又比上一年度增加了14.9％，即一百零五亿美元。军费开支在联邦预算总额中所占比重，1965年为41.9％，1967年为44.3％，1968年为45.0％（34）；在侵越战争高峰的1969年，军费支出达八百八十五亿美元，占政府支出的46.3％，绝对数字比侵朝战争高峰的1953年度的军费支出增加了69.3％（35）。因侵越战争升级的巨额军费开支推迟了1967年美国业已成熟的经济危机，使之于1969年才爆发（36）。1971年尼克松政府为缓和财政危机，削减了三十亿美元的军事开支，1972年军费开支在占联邦政府支出中减少了3.2％，在占国民生产总值中减少了0.6％，绝对数字增加了十七亿美元，仍保持八百一十七亿美元。军费开支的削减，影响了1973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卡特政府执政时，仍以军费开支支撑美国经济，1978年比1977年增加了7％，1979年比1978年增加了8％。在战后的1948年，美国直接军费开支为一百一十八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8％，到了1972年，军费开支已达八百一十七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2％。从1939年到1972年6月，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十一点五倍，而直接军费却增加了五十八点七倍（37），正如仇启华等指出的：“二次大战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三十多年来在没有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军事费用不断大量增加……国民经济军事化在美国表现尤为突出。”（38）刘绪贻同志对以上战后美国经济的实际情况，置之不顾：一方面，小视庞大的军事开支对美国经济增长、经济危机直接的作用，忽视战后美国国民经济军事化对战后历届政府内外政策的巨大影响；另方面，无视战后美国经济、政治形势已完全不同于新政时期的具体历史条件，一味强调新政的连续性，认为：“罗斯福‘新政’实施年限延长到约翰逊、肯尼迪时期，甚至直到今天……”（39），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刘绪贻同志又提出1961年、1965年、1970年三个年份美国和日本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恰与六十年代美国和日本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成反比例，来说明“仅用军费与战费开支的大小不能解释国家的经济涨落”（40）。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军事消耗“从直接的经济方面来说，就等于一个国家将部分资本抛诸大海”（41）。战后美国军事开支浩大，致使其经济增长率落后于日本，不正是马克思这一精辟论述的最好注释吗？战后美国力图充当“美国世纪”的霸主，发动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军事费用不断增加，国民经济军事化极大地消耗了美国的财力人力。从五十年代末，美国经济实力即开始相对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工业增长逐步下降，而肯尼迪、约翰逊犹不自量力，六十年代发动和扩大越南战争；侵越战争失败，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实力地位急剧衰落。相对而言，西欧和日本，战后却处于和平时期，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甚微，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快，并采用新技术，迅速提高生产率；因此，不仅在国民生产总值、且在工业生产增长率方面，西欧（除英国工业生产率略逊于美国）和日本都超过美国，尤以日本为甚。随着时间的推移，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实力的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西欧和日本崛起，尤以日本异军突起，对美国经济进行挑战。这正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发生作用的表现。综上所述，刘绪贻同志不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研究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这种新情况，也不认真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经济发展变化的全过程和国际经济的总趋势，只是孤立地罗列美国国防开支、工业生产、国民生产总值等数字，用以印证“新政”的延续作用，就难以如实反映战后美国历史的真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