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动态的。美国资产阶级史学家对此也深有体会，如林克等人指出：“自始至终生活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美国人，几乎没有谁会否认后者的显著差异；即使是繁荣的二十年代和大萧条的三十年代，也没有形成更为明显的对照”。“六十年代恰好与五十年代对立；这种对立很明显，而且几乎是残酷无情的。”（46）据此，六十年代和罗斯福实施新政的三十年代，不消说差异更大，而刘绪贻同志不顾罗斯福三十年代实施新政的具体历史条件，硬把新政延长到六十年代，甚至直到今天。而且，对战前战后经济危机有区别，反危机措施亦有差异这一情况不深入研究，不作具体分别，说什么：“他（指罗斯福--笔者）实行的‘新政’，是符合凯恩斯主义的……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成为美国官方经济学。到肯尼迪、约翰逊时代，凯思斯主义经济政策不仅是反危机措施，而且成为美国经常性政策。这就是说，肯尼迪、约翰逊和罗斯福实行的基本上是一样的经济政策，不过有所发展而已。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罗斯福‘新政’实施年限延长到了肯尼迪、约翰逊时代吗？”（47）根据以上简介和分析，再将所引上述《刘文》相对照，孰是孰非，十分清楚。为了澄清我们之间分歧的实质，有必要就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运用与演变，作扼要的说明。
    凯恩斯主义代表了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思潮，它是在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逐渐形成的。当时社会的重要问题是失业，凯恩斯提出了一套短期内复兴经济的对策，即“刺激有效需求”，鼓励消费，鼓励投资；并主张由国家通过“刺激经济的政府开支”来解决就业问题。新政的经济指导思想并非来源于凯恩斯主义，而系来源于三十年代芝加哥学派的观点（48）。新政与凯恩斯主义对经济萧条所开的处方，只是巧合而已。凯恩斯的主要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论》一书，直到1936年才问世，当时新政已实行好几年了。1938年，凯恩斯经济学由于得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汉森的支持，才在美国广泛传播。战后美国实行的凯恩斯主义，是汉森和萨缪尔森的新凯恩斯主义，它是战后凯恩斯主义的一个支派，战后初期，自称“新古典综合派”，原因是他们在理论上把凯恩斯主义和凯恩斯所摈弃的新古典派（即马歇尔经济学又称剑桥学派）揉合在一起。另一支派是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卡尔多等人为主要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又称凯恩斯左派。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学》一书，是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经济学中取得主导地位的标志。美国凯恩斯主义按照战前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期间通货膨胀与失业没有同时出现过的情况，提出一个稳定经济的简单模式，即经济停滞时期反危机反萧条；在经济高涨阶段反通货膨胀。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危机变形，凯恩斯主义者进行多次修正，六十年代中期已将“凯恩斯的经济学变为凯恩斯本人所无法接受的东西”（49）。
    为了进一步具体说明问题，再重点介绍战后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几位民主党总统执政时的经济政策与凯恩斯主义的演变简况。
    杜鲁门执政期间，美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已大为膨胀，他的注意力主要是对外政策，其对内政策，只是如何把急剧膨胀起来的战时经济较稳妥地转到和平时期的轨道上来。1946年以后，杜鲁门相继免除了新政派（如亨利·华莱士）或迫使新政派离职（如摩根索等），致使“新政的结构正在土崩瓦解”（50）。1946年首次成立经济顾问委员会，其中虽延聘有凯恩斯主义者，却以著名的制度主义学派利昂·凯塞林任重要的经济顾问。至于杜鲁门提出“公平施政”，最真实的原因是为1948年竞选制造舆论，只部分地解决了退伍复员军人的住房荒的问题。肯尼迪、约翰逊也全神贯注于对外扩张政策和战争政策，约翰逊获得了“世界警察”的称号。肯尼迪是在1960-1961年经济危机与美元危机同时袭击下上台的，面临着生产过剩危机和黄金外流即美元危机。六十年代开始时的经济特征是西欧和日本形成了高速度增长，向美国挑战，而美国则为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高（1958-1961年，年平均失业率达到6.1％的高水平（51））所困扰，美元外流，国际贸易出现逆差。肯尼迪采取了双重利率政策，对短期贷款实行高利率，以吸收外流的“欧洲美元”，藉以保卫美元，遏止黄金外流，同时对长期贷款实行低利率，以刺激投资，并实行加速折旧、减税法等措施，鼓励资本家投资。双重利率政策收到一定效果，但经济增长仍较缓慢。肯尼迪延聘凯恩斯主义者沃尔特·赫勒和阿塞·奥肯等人为经济顾问，献策献计（52）。“经济增长论”的鼓吹者罗斯托深受肯尼迪和约翰逊赏识，他是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中坚决主张进行侵越战争的黩武分子的经济顾问、坚定不移的鹰派发言人（53），六十年代初，适应统治者的需要，美国凯恩斯主义者提出长期实行赤字预算、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张，以期对经济作出“更大刺激”；侵越战争升级，即是对美国经济“更大刺激”的手段之一。这样，不仅对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所持刺激消费、实行温和的通货膨胀的主张加以修正，也对他们自己在四十年代提出的只在危机期间实行通货膨胀、在经济繁荣时期反通货膨胀的简单公式作了根本修正，使通货膨胀政策经常化、长期化、合法化，后患无穷。肯尼迪认为采取国家大规模投资的办法，来对付经济衰退，只会使危机更加尖锐化。至于“新边疆”的提出，其来由之一是出于与苏联进行军备竞赛，将军备竞赛从地面引进宇宙空间；“新边疆”中所包括的福利开支等，显然不占重要地位。约翰逊1965年连任总统时，经济情况好转，为了推行“伟大社会”纲领，他在医疗补助、教育经费开支方面，签署了法令，以争取民心；并继续推行扩大侵越战争政策。约翰逊首席经济顾问加德纳·阿克利建议，增加赋税以应付战争开支、制止通货膨胀遭到国会、企业界领袖拒绝。由于侵越战争失利，至1968年4月，驻越美军扩大到五十五万余人，使财政赤字猛增，经济急剧恶化。综上所述，可见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的经济情况、经济政策以及凯恩斯主义在几届政府中的运用，显然都在不断演变之中，与新政时期的具体历史条件迥然不同，怎么能如刘绪贻同志所坚持的那样：“肯尼迪继续了新政传统，并扩大其规模，到约翰逊时代，更将新政推行到最高峰”呢？！
    最后，我在《开创美国史研究新局面》一文中曾写道：“历史的发展最雄辩地说明：不管尼克松、福特、卡特交替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反危机’、‘反膨胀’两套经济措施也好，撒切尔夫人采用货币主义、紧缩行政开支、控制货币量，或里根实行供应学派的少政府干预、少开支（除军费外）、少福利的经济措施也好，都难以遏制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同时并发的‘滞’、‘胀’困境”，这完全是正确的意见；是指明当代西方经济学三大主要流派，即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和以孟德尔等人创导的供应学派，它们对挽救七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经济“滞胀”，都难以奏效，与原文中论述罗斯福新政，是两个问题。岂知刘绪贻同志将笔一挥，在引文中砍去了“撒切尔夫人采用货币主义、紧缩行政开支控制货币量”一句，又作了嫁接手术，硬把凯恩斯主义、供应学派与罗斯福新政连续在一起，指责我作了“简单类比”，殊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