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
    北美殖民地是英国社会在美洲的延伸，基本上是一个白人社会，③ 印第安人是被驱赶和屠杀的对象，黑人处于奴隶地位，他们都没有公民权利。而在西属美洲，西班牙移民人口所占比例很小，至少从理论上讲，印第安人是国王的臣民，受到国王和教会的保护，西班牙人在那里采取了种族融合的政策。
    种族文化的多样性是西属美洲的突出特点之一。在征服者到来之前，南美洲就分布着至少三种类型的印第安人社会，即定居的（加勒比岛屿、墨西哥和秘鲁）、半定居的（巴拉圭、巴西等热带丛林地区、按第斯山南部地区）和非定居的（阿根廷、乌拉圭等地）社会。[7]（pp.279-285） 所谓印第安人，并不是一个文化单一的统一的社会，而是分布在不同区域、发展程度不同和有着不同文化特点的上千个族群。西班牙人到来之后，又带来了10多种种族成分，其中包括卡斯提人、阿拉贡人、安达卢西亚人等等，他们输入的非洲黑人也来自非洲不同的地区，这样就更增加了西班牙美洲种族的多样性。
    北美殖民者的征服对象更多的是大自然，而西属美洲殖民者要征服的是当地的文化。北美的拓荒者可以砍倒森林，建立新的农场和社会，而西属美洲的可耕地已经被土著利用，殖民者面临的任务是文化同化。在那些比较成熟的定居社会，西班牙人保留了印第安人原来的社会结构，印第安人继续耕种它们的土地，讲着他们的语言和维持旧的生活方式，只是更换了主人，改为向西班牙人缴纳贡税，但他们拒绝接受西班牙人的同化，“结果形成一种国中之国，文化中的文化，两种人生活得很相近，但却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1]（pp.38-39） 西班牙人将西班牙语传播到整个美洲，但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大多数印第安人并不讲西班牙语，少数人会讲几句西班牙语，但也不在家里讲。妇女比男人知道的西班牙语更少，离开首都越远，讲西班牙语的人越少。“在墨西哥的语言研究所现在研究77种语言，但它意识到至少有12种语言并未被研究。甚至在有些大城市还保留着双语，即欧洲人学习讲土著语言。这些城市包括梅里达（merida），亚松森（Asuncion），库斯科（cuzco），圣地亚哥·德·埃斯特罗（Santiago de estero）等，当然，许多行省首府或社区仍然保留双语，在梅里达和亚松森仍然上演用印第安人语言演出的戏剧。”[1]（p.41）
    黑人在早期的西属美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适应能力和接受能力很强，一般分布在热带低地和加勒比地区，到16世纪中期，西班牙美洲输入的黑奴大约为25-30万人。到1646年墨西哥的黑奴达到3.5万人，秘鲁达到10万人。[8]（pp.36-37） 由于黑奴是被买来的，他们又远离作为文化之根的故土，所以，比较依顺白人主人，他们在接受欧洲人语言、宗教和生活习惯方面的速度令人吃惊，其中不少人被当作家庭仆役，当与印第安人一起劳动的时候往往充当工头的角色。
    种族融合政策使西属美洲的三大种族（欧洲人，印第安人和黑人）相互通婚，产生了各种类型的混血儿，如“墨斯提索人”是印欧混血儿，“穆拉托人”是黑白混血儿。他们是新的种族，在文化上受到排斥，被认为兼具父母的缺点：懒惰、无赖、不可信任。但由于他们比印第安人和黑人更加透彻地掌握了西班牙文化，所以，经济地位也比较高，一般住在城镇，充当家仆、监工、工场雇工、小工商业者和军队中的士兵。
    这样，西属美洲的各种族按社会地位排列就出现了如下的等级次序：西班牙人，墨斯提索人，穆拉托人、黑人、印第安人，这种等级次序因肤色的不同而得到强化。但西班牙人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裂成了“半岛人”（宗主国出生的白人）和“克里奥尔人”（土生白人）。前者代表宗主国掌握着殖民地的政治大权，执行着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后者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经济上受到压抑。据统计，在殖民地时期的170名总督以及602名都督和检审庭庭长中，只有18名是克里奥尔人。769名主教中，只有100多名出生在新大陆。[9]（p.230） 18世纪后期，波旁王朝的自由贸易改革使克里奥尔人的经济实力得到膨胀，但政治控制的强化却导致了他们对半岛人的怨恨；经济发展给混血种人向上层社会流动提供了机会，他们要求与土生白人分享上层人的地位；同时，经济发展加重了对印第安人和有色人种的税收负担，导致他们发动反抗半岛人和克里奥尔人的大起义。独立战争前夕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
    玻利瓦尔曾说过：美洲“由于人们种族不同，管理这样一个成分复杂而又难以驾驭的社会，必须无比坚定，无比谨慎，因为哪怕发生最小的变动，它就会反常、分裂、瓦解。”[3]（p.360）
    五、独立战争的局限性
    所谓“独立战争的局限性”，其实质就是在独立战争中反映出来的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势力对玻利瓦尔等人的独立、自由、民主、平等、联合的资产阶级革命理想的制约，以大多数土生白人阶层为代表的传统势力过于强大，玻利瓦尔等人的理想最终不能成为现实。
    早在1790年3月米兰达就提出了西属美洲解放后的立国方案，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新国家，北起密西西比河，南抵哈恩角，实行君主立宪制，继承印第安人的传统，沿用古代“印加王”的称号。[10]（p.95） 这种思想经过不少拉美知识分子的发展，到玻利瓦尔时得到了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他在早期政治生涯中就已经认识到美洲是一个事实上的整体。在1815年的《牙买加来信》中他深思熟虑地写道：“把整个新世界组成一个国家，用统一的渠道使各个部分互相沟通，使每个部分同整体相连，这是一个宏伟的设想。既然整个美洲有着相同的经历、语言、风俗和宗教，所以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把各地行将建立的政权联合起来。”但他同时也看到了当时的条件并不具备：“然而，现在不可能，因为美洲各地相距甚远，处境不同，利益对立，特性各异，因而无法联合。”[3]（p.168） 在他看来，美洲能否统一和团结， 只能取决于美洲取得进步或发生实质性变化的程度。玻利瓦尔将“美洲革命”理解为结合成一个整体的严肃的事业。它包括政治独立，建立一个新的庞大的政治单位，实行民主、自由；经济独立，矿产资源国有化，公正地分配财富和土地；社会平等，取消特权和社会等级，废除奴隶制度；文化上扶持大众教育事业；在国际关系上各国相互尊重，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等等。[3]（p.226）
    但是，无论从独立战争本身还是美洲社会革命的实践来看，都存在许多不利于建立统一联邦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