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行政管理人才匮乏，造成了政权的军事化。
    旧的殖民官吏被驱逐了，留下的政治真空缺少合格的管理人才填补。在殖民地时期，克里奥尔人政治上没有权力，被排斥在各种行政管理职权之外，由于专制权力来自宗主国和“半岛人”，他们不仅没有政治上的自由，甚至没有自主的专制。实际上，殖民地美洲本身从来就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政权，这种专制主义仅仅是来源于宗主国，专制主义的国王在西班牙而不在美洲。⑤ 因此，玻利瓦尔说：“我们发现美洲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而且缺乏主动的、占支配地位的专制。”[11]（p.51） 他谴责西班牙的专制制度：“他们虐待我们，不仅剥夺了我们应有的权利，而且使我们对公共事务一无所知。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所在的地区掌管自己的内部事务，那么，我们一定会了解公共事务及其一套机构，我们一定也会享有个人的威望，这一威望会使人们肃然起敬，而这在革命中是很有必要的。”[11]（p.52） 这种政治上受到排斥的结果是，当宣布独立之后，殖民官吏被废除了，却一时难以找到治理国家的合适人选。“美洲人突然站了起来。事先一无所知。最成问题的是，他们没有掌管公共事务的实践，难以在世界舞台上掌握立法者、律师、司库、外交官、将军等以及其他高级或次一级的官职，而这些官职是一个有组织的国家通常必设的。”[11]（p.55） 更何况，新共和国的政府部门增多，所需管理人才大大超过了前殖民地官吏。
    在文职人员短缺，政府软弱的情况下，参加独立战争的军人们就被推到了台前。1810-1830年政治的军事化成为拉美的既成事实。[14]（p.340） 由于独立尚不稳定，各地不管文职人员能否控制军队，几乎都比将军当国家的正式首脑，因为文职政治家认为， 只有一个有威望的将军才足以产生威慑作用，以防兵变或地方向中央权威的挑战。这些掌握了政治权力的将军们，有的以正规军为基础，受到上层阶级文职人员的操纵（如墨西哥和秘鲁），有的以当地民兵为基础，受到地方上的地主和商人的支持（如拉普拉塔地区四分五裂的各行省），不管哪一种情况，他们都是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都试图利用军事手段达到控制国家权力的目的。这样，军人在政治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政府支出中最先支付的是军费，军队实力膨胀。军队既是维持稳定的工具，同时也是政治动荡的根源。当现行军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怀疑的时候，很快就会有新的军人取而代之。于是，“考迪罗”盛行起来，1830-1860年达到顶峰，不仅大陆联邦的计划成了泡影，甚至连各地内部的政权都难以形成统一！
    （5）经济基础脆弱，无力支持大陆一体化。
    在殖民地时期，西属美洲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税收体系，殖民当局从各经济部门、特别是手工业部门可以获得较为充裕的赋税收入，但独立后，这个税收体系崩溃了。战争使资本外逃，工矿业停产，大庄园荒芜；出口减少，贸易逆差加大，[15]（pp.33-35） 而独立战争的老兵需要退役年金，战争损害需要赔偿费，维持军队、保卫边疆、日常行政开支都需要经费，结果各国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难，有的国家为解决财政困难而诉诸于国际资本市场发行公债，从而造成债务大量增加。
    这种经济上的困难不利于各国实现民族团结和政治稳定。新政府缺乏资金使它难以保持军队的忠诚，也难以通过施加恩惠把可能持有不同政见的文职上层人员收买过来。墨西哥的早期政府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征收捐税来还债，这样会招致内部叛乱，要么不还外债，这样会引起外国干涉。墨西哥领导人希望把国家从长期的近乎破产的局面中拯救出来，因此情不自禁地把手伸向教会的巨额财富，但是向教会的财产动手也引起叛乱，有时还导致政府垮台。[14]（p.424） 相反，智利在30年代和40年代经历了经济上的繁荣，繁荣带来了资金，使政府拥有财力来镇压叛乱，有力量维持政权的“合法性”，从而促进了政治上的稳定，但智利是一个特例。
    经济困难同样是西属美洲大陆一体化遭遇挫折的原因之一。1826年的巴拿马会议达成一项军事协议，决定由各成员国组建一支6万人的陆军和由28艘战舰组成的海军舰队，各签字国根据人口按比例派兵，提供军费开支。[16]（p.263） 但各国当时都捉襟见肘，无力拨款。
    （6）独立战争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场社会革命。
    独立战争是克里奥尔人领导的一场反对宗主国控制的政治革命，他们斗争的目标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殖民地社会，而是要取代“半岛人”作为经济剥削者和政治统治者的地位。在战争进行中，当他们的利益受到民众力量的威胁的时候，他们首先是与殖民当局站在一起。如在墨西哥独立运动的初期，当伊达尔哥和莫雷洛斯神父领导的起义军提出社会革命要求的时候，大多数土生白人投靠了殖民当局，只是在民众起义被镇压之后，他们才重新与殖民当局决裂，操纵前保皇派军官伊图尔维德于1821年宣布独立。在南美洲，米兰达、玻利瓦尔等人最初希望用上层革命的办法推翻西班牙的统治，而不想唤起下层民众的参与，只是在经过多次失败之后，才懂得通过宣布废除奴隶制和向爱国者志士分配土地是“增加人和动员人”的有效方法。但是，独立后的拉美各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夺取了政权之后的克里奥尔人并不准备让下层民众分享革命的成果。奴隶制的废除进展缓慢，如哥伦比亚1821年就宣布了解放奴隶法，但从1821到1826年，在偌大的共和国的好几万名奴隶中，获得解放的还不到300人，“解放奴隶成了一个骗局”。[3]（p.223） 大地产制度不仅没有被废除，反而因为对军人的土地奖赏而得到加强，土著的不幸处境根本未能得到改善，他们不仅没有分得土地，甚至还被剥夺了原有的土地，在不少地方，他们被驱赶到了不毛之地。独立战争的军事首领们侵占田园、更换地产的事件屡见不鲜。因此，独立只是将上层人物由原来的“半岛人”换成了克里奥尔人，殖民地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并未受大的触动。西属美洲并没有实现玻利瓦尔所期望的“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却是实现一体化的前提条件。正如委内瑞拉学者博埃斯内尔指出：玻利瓦尔的思想“只有在具备资本主义机构、与别国有良好的交往和贸易关系的资产阶级社会才能实现。而拉美是一个前资本主义和前资产阶级的大陆。……每个地区性的、庄园主的军事首领，就是一个破坏拉美民族团结和大陆团结的离心因素。面对这种现实，玻利瓦尔很快就失败了”。[5]（p.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