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独立战争是在各地分散进行的,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组织结构。 1808年,拿破仑入侵西班牙,逼迫菲迪南七世退位,并占领了西班牙大部分国土,这一事件触发了独立运动在整个拉美的爆发。正如玻利瓦尔所言:“从上面的情况很容易看出,美洲当时并没有准备摆脱宗主国,但突然一下子脱离了宗主国”。[11](p.53) 因此,拉美的独立运动缺少心理和组织上的准备,不是一个拥有中央革命委员会领导的有组织的运动。不像美国那样有一个大陆会议指导战争,组建军队,任命高级指挥官,征收战争税款,招募兵员,开展外交活动;没有像华盛顿那样的唯一被认可的领袖;也没有大家正式接受的政治纲领。从1810-1826年,各地在分别以独自的方式从事独立活动。 在南美洲,玻利瓦尔和圣马丁的确都怀有解放大陆的战略思想,当时圣马丁率领一支军队从阿根廷进入智利,再从智利挺进秘鲁;玻利瓦尔率领另一支队伍先解放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然后打进秘鲁,并在瓜亚基尔与圣马丁会晤,最终铲除了西班牙的残余势力。但他们的这种联合打击殖民军的行动并不是在一个统一战略计划指导下进行的,只是一种默契。各地的主权从来没有让与给大陆解放军,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各地独立派欢迎大陆解放军的到来,当敌人不再构成严重威胁的时候,就诋毁和排斥解放者,各地地方政权与超民族的大陆军队的矛盾凸显出来,这种军事力量与领土主权的脱节,削弱了战争的集权化的效果。玻利瓦尔自称是一个“孤独的人”,只有很少几个合作者,他的国际主义的或超民族的思想很难被怀有私利和偏见的寡头集团分子所理解,他曾说:“我用双手做的事情,别人却用双脚破坏。一个人同大家斗,他就什么事也做不成。”[3](p.302) (2)地方主义特性膨胀,各地纷纷独立。 与美国比较,西属美洲没能召集由所有前殖民地参加的制宪会议,成立一个联邦政府。美国的汉密尔顿能够熟练地运用国内大市场的诱惑和加强工商业发展,保证了也许大多数人并不喜欢的联邦的成功。但在拉美,共同市场的经济动机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对大庄园主几乎没有影响力。他们从大的国内市场中几乎得不到什么东西,因为他们的生产安排在大庄园中消费或向欧洲出口。同时,包括军队、教会、印第安人村社在内的各种社团、以地方大家族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大小地方首领(卡西克、考迪罗)等都纷纷寻求自治或分离,[12](p.133) 再加上独立运动的分散性特点,就促使各地在自然边界和原来总督辖区、都督辖区、检审庭辖区等殖民地行政结构的基础上,根据“保持占有领土现状”的原则,很快就建立了新的共和国。中美洲从墨西哥分离出来,后来又形成了5个不同的国家,乌拉圭、巴拉圭、玻利维亚从阿根廷分离出来,智利脱离了秘鲁,玻利瓦尔试图将大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与秘鲁和玻利维亚合并的计划最终并没有实现。最后,大哥伦比亚本身又分裂为三个国家。1811-1825年间出现了15个独立国家。正如哥伦比亚历史学家因达莱西奥·列瓦诺·阿吉雷所言:“新格拉纳达的财阀,委内瑞拉的普通贵族地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投机商寡头集团,智利的上层保守分子,秘鲁的贵族……,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需要,即把昔日殖民地管辖的小单位变成主权国家,各自控制当地的政权,确保由按其要求建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去解决上层和下层的矛盾”。④ 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他们反对美洲一体化的主张,喜欢到处出现小国家的局面。 (3)推翻了旧权威,却没有形成普遍认可的新权威。 独立前,美洲的所有事情都是由国王命令的,以“朕,国王”的符号代表着的权威性命令,批准着所有的法律、所有的官职、所有的行为。下自奴隶上至总督的每个人的地位都是由法律来确定的,并以国王的名义来实施的。国王的意志就是这块土地上的法律。甚至伊达尔哥起义的口号都是“打到坏政府,国王万岁”!几个世纪里,人们一再重复“看在上帝和国王的分上”这句话作为对自己行为的最后批准,他们把国王看作是“神圣”的,但独立之后,国王就从美洲这个舞台上消失了,与国王同在的政治权威和受国王庇护的教会权威也随着消失了。[3](pp.67-68;146-147) 当权威象征消失之后,却没有囊括一切的、不受怀疑的和完全被接受的权威取而代之。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方式能填补这个空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理论等等都不能填补这个空白。 与之相比,民族主义倒是一种更容易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但当时的民族主义主要流行于少数受欧洲思想影响的克里奥尔知识分子中间,无论在领土或人口结构方面都缺乏群众基础。混血种人对民族性仅仅有一个模糊的意识,印第安人和黑人则完全没有这种意识。印第安人领袖所具有的民族性是另外一种性质的民族性,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对秘鲁人称为“同胞”,以示其是不同于西班牙人。他所说的秘鲁人(同胞)包括了克里奥尔人、墨斯提索人、松博人、印第安人,所有在秘鲁的当地出生的人,排除了他认为是外国人的西班牙人。但是他想将克里奥尔人和墨斯提索人吸引到印加复国运动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因为随着印第安起义者对克里奥尔地主惩处事件的增加,印加的民族主义与克里奥尔人的利益毫无共同之处的事实越来越清楚。1810年独立战争爆发后,参加爱国者军队或游击队的印第安人一般都没有强烈的政治信念,他们可以为敌对的双方服役,而没有心理上的不安。[2](pp.35-36) 由于拉美大陆还没有形成一个国家,当这种抽象的民族主义将目标锁定在西属美洲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治实体上时,民族主义思想就失去了其有效性。 在拉美传统中,不可以没有权威。独立运动破坏了旧权威,却没能建立起一个普遍得到接受的新权威,[13] 这就使大陆一体化失去了支柱,成了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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