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并没有作为重点突出阐述，然而论述中已经有所涉及的有些与交通史研究有关的 观点，例如距离“交通干线”的远近，是影响经济文化发展的条件的观点，江南在分裂 时期开凿的运河可以“使江南与外界更快、更紧地联为一体”，也成为一种“统一的条 件”的观点等（《古运河遐想--<运河访古>前言》，《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 ，1993年），也值得我们重视。
    不仅交通系统的完善对于国家和社会可以带来全局性的利益，就具体的交通设施的建 设来说，也能够增进有关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史念海《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 》（《河山集》第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一文有“丝绸之路的作用和影响”一 节，指出设驿的所在和有关方面可以因此获得相当的收入，于当地经济有所裨益，而关 税于上缴国家之外，地方也不是不能受益的。“丝绸之路的畅通对于陇右道必然会有一 定的影响。最为显著的则为凉州的繁荣。”交通的便利导致的“胡商云集，货物畅通” ，促进了地方的富庶。类似的现象，显然是值得交通史学者重视的。但是史念海又指出 ，“丝绸之路的畅通，固然可以使陇右道的财富有所增长，这种增长是有限的，似不宜 过分夸张。”
    中国邮驿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与政治生活、军事生活以及一般社会生活有密切联系 的交通文化现象。《元史·兵志四》有关于“站赤”和“急递铺兵”诸内容，记述了当 时空前完备的驿传制度。楼祖诒著《中国邮驿发达史》（中华书局，1940年）是第一部全 面总结中国历代邮驿事业发展历程的专著。其中列述了周、战国与秦、汉晋南北朝、隋 、唐、宋、元、明、清历朝邮驿的进步，而以周代、汉晋南北朝时代、唐代、元代、清 代作为研究重点，论说较为详尽。对于清以前的邮驿发展，作者划分为“驿政胚胎时代 ”、“驿政初期时代”、“驿政进步时代”、“驿政全盛时代”，这些历史阶段的驿政 发展特征，都有考论和说明。刘广生主编《中国古代邮驿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6 年）在楼著46年之后出版，在一些方面表现出邮驿史研究的进展，特别是书中增列《中 国古代民间通信》一章，使读者对于民间信息传递这一交通形式的重要内容，可以有大 略的了解。湖北云梦睡虎地4号秦墓出土两件秦军士卒的木牍家书，《中国古代邮驿史 》的作者重视这一珍贵的考古资料，为说明当时民间通信的社会需求和具体形式作了必 要的工作。
    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侧重其法术的和宗教的方面》（商务印书馆，1935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一书，作者原计划写6个分册，后因故只完成了第1分册。我 们看到的虽然只有第1章“行路遭逢的神奸（和毒恶生物）”，却已经不能不惊叹作者研 究视界的开阔以及考察手段的新奇。这种运用文化人类学思想和方法对于中国古代旅行 生活遭遇的精灵鬼魅以及相应的精神生活时代背景的考察，使交通史的研究别开生面。
    利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文献资料研究交通史的姜伯勤《敦煌新疆文书所记的唐代“ 行客”》（《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一文讨论了“行客”这种活跃 于唐代交通活动中的特殊人口的身份，指出在丝路都市的户籍中不以主、客对举，而以 百姓、行客对举，反映了丝路贸易孔道上行旅的频繁，认为行客的广泛存在，也可以作 为丝路贸易活跃的一种征候。特别引起学界重视的，是该文揭示了因交通活动而形成的 一个特殊的社会人群的特征。类似的研究成果，又有陆韧《明代云南的驿堡铺哨与汉族 移民》（《思想战线》1999年第6期）。作者指出，明代进入云南的大量汉族移民，很大 一部分于交通道路沿线分布。这些汉族移民集中于交通系统，是值得注意的交通史现象 ，也是有探索意义的社会文化现象。
    交通制度和社会结构也有值得重视的关系。例如，关于汉代“亭”的建置，学界曾经 有热烈的争论。多数学者的分歧，在于“亭”即“邮亭”的理解之外，是否兼有军事机 构和民政机构的作用。王国维关于“汉时邮递之制，即寓于亭燧中”等研究成果（《敦 煌汉简跋》，《观堂集林》卷17，《王国维遗书》第3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前面 说到的劳干的有关论文以及严耕望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45A，1961年）等，考论均相当详备，其他涉及汉代亭 制的论著尚有多种。杨向奎、李中清《论“邮表畷”与“街弹”》（《纪念顾颉刚学 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一文又讨论了两汉邮亭制度的来源，并且对此前的汉 代亭制研究有所总结。论文初稿曾经寄给几位学者征求意见，于是又引发了关于汉代亭 的性质的讨论。杨向奎、李中清的论文刊出，附有“关于亭制的讨论”，包括一组短文 ：张春树《关于亭燧的邮传制度》，杨联陞《<邮表畷与街弹>商榷》 ，余英时《关于亭的性质》，张春树《再论亭不是一级行政组织》，杨联陞《有关亭制的几个问题》，余英时《汉代亭制问题献疑》，杨向奎、李中清《我们 的意见》。见解多有不同。杨向奎、李中清表示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关于汉代亭制 的性质，已经争论了几十年，如今尚无定论，因此我们觉得引起这番讨论还是有益的， 虽然现在我们的意见还统一不起来，但有关汉代的考古材料不断发现，总有解决的一天 。”尽管争论各方的看法终未一致，但是不同学术论点的相互碰撞和相互切磋，已经使 我们对汉代交通形式和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认识有所深入，这种学术争鸣，在对中国交 通史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回顾和总结时，也应当看作美好的记录。
    交通现象可以反映社会等级制度的若干特征。有的学者注重于有关具体“名物度数的 考证”之外，努力“探明其政治社会意义”。刘增贵的论文《汉隋之间的车驾制度》（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2分，1993年），就是从事这一研究的成功收获。 作者指出，秦汉以下，古代象征身份地位的器物如鼎彝等失去重要性，车服、印绶取而 代之，《舆服志》的出现即其明征。皇帝被称为“车驾”、“舆驾”，士大夫也期望能 “朱丹其毂”、“致辎軿”，汉砖中的车马行列，魏晋以下的卤簿图都说明了车的 象征意义。等级分明的车制用意在“列等威”、“别士庶”与“抑僭奢”。但制度的变 迁往往不只是“逾制”所造成，“不及”亦其一因，中古牛车之取代马车，即与汉末清 流士风密切相关。而乘肩舆、骑马之风的渐盛，造成了另一变化，唐以下士大夫多骑马 坐轿，车驾制度也失去了其重要性。这样的认识，已经超越了以往一般交通史研究的定 式，可以称作富有历史深义的交通文化研究了。
    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交通史，以及讨论交通史与社会文化史之间的关系的著 作，还有章必功《中国旅游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王子今《交通与古代社会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中国古代行旅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1996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