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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历史研究》 王子今 参加讨论

《唐代交通图考》是规模与价值均有空前之意义的交通史巨著。严耕望总结其研究所 获超出事先所能相像者,列举10例:1.“如松潘高原,向视为荒芜绝境,人迹罕到;乃 其实,自汉末至南北朝以来,岷岭、松潘草原即为西北河湟青海地区南通长江流域之一 要道。”2.“唐蕃兵争之核心在河湟青海地区,盖地形所限,两国交通惟此为坦途也。 故唐人于此极力经营,州军镇戍星罗弈布,前人皆蒙然莫辨。经此详考,当时唐蕃兵争 之形势,使臣商贸之进出,皆得按图指证。”3.“凉州(近武威)境域,两宋以来,久陷 荒残,但于唐世,实为繁荣大都会之一,驿道两线东达长安,亦斑斑可考。其西所谓河 西走廊,远通西域。其道虽早有经营,但前人于此仍多茫然,岑仲勉云‘汉唐在玉门以 西未见驿传之记载。’(注: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第3页。 )此非一人之见也。乃其实,唐代驿传之推行远达安西(今库车)、北庭(今孚远)以西诸 属国,唐代史志与唐人诗篇累累可考。而近代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瓜州常乐( 今安西县西)西通沙州(今敦煌)有南北两道,及北通伊州(今哈密)大碛道,馆驿名称里 距皆一一详明;西州(今吐鲁番东七十里阿斯塔那南五里E89°40′·N42°50′)东西道 上馆驿名称可知者亦数逾十五,且北朝已置驿,不始于唐。”4.“长安北通河上三驿道 ,分达灵(今灵武南)、丰(今狼山、晏江间约N41°·E107°41′-50′)、胜(今托克托 西黄河南十二连城E111°·N40°13′)三州,丰州驿使通传长安不过四日余,亦近中古 驿传快捷之能事。而河上重镇之天德军(约E109°·N41°之西北,进乌梁素海东北水滨 ),其地望久不能详,近亦准确知之。且贾耽所记天德军东通云中(今归绥、托克托间) 之塞外道,为自古用兵之要,后人无能明之者,亦得据今图,考故事,一一证之。”5.“唐与回纥邦交常睦,有丰州高阙(今狼山口E107°25′·N41°20′,或石兰计口E107 °30′·N40°20′)、甘州居延海(约E103°30′·N42°30′)、庭州特罗堡子(今北塔 山南,约E90°30′·N45°稍南地区)三道相通。此三道今虽不能详,但大要途程可晓 。且回纥入唐先取鸊鹈泉入高阙至丰州,南下灵、夏(今白城子E108°50′·N38 °),后避吐蕃之逼,使臣商旅乃由高阙东行绕经天德、振武(今归绥、呼和浩特),取 太原入长安,迂回千余里,是亦非研究者所能相像。”6.“东北边塞,居庸(今关)、古 北(今古北口)、卢龙(东晋至唐道出青陉,盖今青山口E118°35′·N40°25′)、渝关( 今山海关)四道并出,而取途不详,今得历历指证。”7.“飞狐(E114°35′·N39°35 ′)之险,久著史册,而关隘之要,因时代而转移,中古北魏前期,尤为入塞第一要道 ,南北通使,君主南巡,皆所取途,朔代之雁门反居其次,此寓有经济、历史、地理之 意义,非一般读史者所能相像得之。”8.“剑南边区,诸道并出,而通南诏之青溪、石 门两道为著,此《蛮书》已著录者,前人考研,颇失粗疏,今皆详为比证,事乃大明。 ”9.“云南通安南交州之陆道,前人论者多家,皆以今红河线当之;实则取叶榆河谷, 今盘龙江。”以上所说,都是边区交通形势,关于内地交通,又有10.“长安、洛阳为 西东两都,交通至繁,沿途馆驿相次,榆柳荫翳,轩骑翩翩,铃铎应和,固唐代之第一 大驿道也。以云途程,必谓大抵与今陇海路相当,而实不然。自崤山以东,南取永宁( 今洛宁东北、三乡镇西北),东循洛水,与今道异,与汉以渑池、新安道为主者亦异。 而两都间计程八百余里,置驿三十四五,今考其名号尚十得八九。他如长安太原道、洛 阳太原道、蓝田武关道、骆谷道、褒斜道、金牛道、荆襄道、太行东麓走廓道等,馆驿 名称亦颇有可考者。凡此馆驿多出于诗人之吟咏,而可考位其今地,亦出相像之外也。 ”严耕望还写道:“此外如褒斜、阴平诸道之名实,洛南三关、太行八陉之通塞,黄河 关津之建置,永济通渠之流程,三峡水运之兴盛,大堤商贸之繁荣,渤海海运之发达, 河套、代北水运之绩效,以及东南沿海海运之萌芽,诸如此类殆难尽列。”(《唐代交 通图考》第1册,第3-5页)。
    《唐代交通图考》是20世纪中国交通史研究的最突出成果,也是这一领域最值得称羡 的学术成就,就对于以后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影响而言,也成为学者公认的典范。“此书 已出版之五册,每册有若干篇,每篇研究一交通路线或一地区之交通路线。不但研究驿 道,次要之道路亦在研究之列。”诚如有的学者所说,“文中详考道路之里程、沿途地 理形势、物产、所经过之城市、乡村、关隘、桥梁、驿站、寺庙等,甚至某处路旁有一 奇特之大树,亦根据资料描述。并附论与该道路有关之历史事件。”(廖伯源:《严耕 望传》,《国史拟传》第7辑,1998年6月)对于这部前后历时半个世纪的大规模研究的 最终成果,学界以其工作条件和工作质量的对比,称作“一个难以相像的奇迹”,以其 丰厚的学术内涵,誉为“传之久远的大著作”(余英时:《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敬悼严耕望学长》,《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纪念集》,(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 )。《唐代交通图考》的著述,对于有关资料的发掘采用,有“竭泽而渔”的称誉。作 者曾经自认为此书是其“生平功力最深、论辩最繁之述作”,“诸凡正史、通鉴、政书 、地书、别史、杂史、诗文、碑刻、佛藏、科技、杂著、类纂诸书,及考古资料,凡涉 及中古交通,不论片纸巨篇,搜录详密。”但是即使如此,严耕望依然诚恳地表示,“ 然问题不得其解者仍甚多,学术求精,固无际涯!如有同好,盼共商榷。”(《唐代交通 图考》第1册,第2-3页)
    中国交通史是一门新兴的学问,许多方面的研究尚属于拓荒阶段,因而学者的辩议, 新论的琢磨,都显得尤为重要。即使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这样堪称20世纪中国交 通史研究之丰碑的学术名著,因多种原因,其中也不无瑕疵。而关于作者本人对其中某 些结论受到批评时所表示的态度,又更有令人感动的故事。
    严耕望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唐代交通图考》出版前曾以论文形式发表,大陆学者对其 中若干论点曾提出商榷意见。如李之勤《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与唐代长安城附近的驿 道和驿馆》(《西北历史资料》1984年第1期)、知勤、肖珍《唐代傥骆道上的几个驿馆 》《(《人文杂志》1984年第4期)、《唐代蓝武道上的七盘岭与韩公堆》(《西北历史研 究》1987年号,三秦出版社,1989年)、《唐敬宗宝历年间裴度重修的斜谷道及其所置 驿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3期),以及辛德勇《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 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4辑)等论文都对严耕望的有关结论提出异议。由 于当时两岸学者学术交流条件方面的原因,学术对话受到限制。
    据刘健明回忆,1995年9月,中国唐史学会在武汉召开第6届年会,蓝勇提交的论文涉 及对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的评论。论文“肯定《图考》为中 国历史交通地理的经典之作,但指出有五处地方可以商榷”:1.《唐代交通图考》认为 唐代牛尾驿是今永川长江边的水驿,但蓝勇认为是深处今永川内腹邮亭铺的一陆驿;2.《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唐代金牛道税人场在今剑阁县南,但蓝勇认为应在广元市南剑阁 县北的石洞沟与大朝间;3.《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唐代开边县在今宜宾县安边乡,蓝勇 认为应在今云南水富县治大滩附近;4.《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唐代白崖城不在今红崖, 而在白崖,蓝勇认为在今弥渡坝子(又称红崖平原,即明代的白崖),白崖包括红崖平原 和白崖西北;5.《唐代交通图考》认为秦汉至今,四川通云南的主要通道是石门道和清 溪道,蓝勇认为明代以来乌撤入蜀道的地位更重要。蓝勇因有机会遍游中国西南部, 他的论据主要是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结合而提出的。蓝勇的论文在最后还提出严耕望从 事唐代交通研究的不利因素有如下3种:1.“长期以来大陆与港台的学术交流不畅,双 方多处于一种闭门造车的状态。特别是港台学者往往对大陆学者的已有成果不够了解, 尤其是对大陆不断出现的考古资料运用不够”,“在严耕望对唐代西南交通论著中几乎 没有对考古资料的运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2.“由于交流条件的限制,很长一 段时间内港台学者不可能深入内地进行大量的徒步实地考察,这也是港台历史地理研究 多停留于纸上谈兵的原因。”3.“由于条件限制,严耕望主要参考的地图为美国Operat ional Naviqation Chart H-ll、《申报馆中国分省地图》、《国防研究院地图》、《 黎明公司中华民国全图》,这些地图不论是从比例尺大小、地名陈旧程度,还是标绘的 繁简程度和准确程度来说都是与50年代以来大陆编绘的各种地图存在差距,这也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其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蓝勇:《<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 》,《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品评》,《古代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刘健明将蓝勇的论文寄交严耕望后,不久就收到回信。其中写道:“蓝的评语多能中 肯,值得参考。我写图考本自知道只能就古代文献作一番仔细的整理研究,而不能亲履 各地勘察为憾!这样自必发生一些偏差,但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时 间都很有限,纵然能有机会走遍全国,而一个人之力也是不可能的,必得有公家或大的 团体来支持,组合一个团体做工作,而这些在我都谈不到,只能独力奋斗,尽我所能而 已。海外与大陆国内隔绝,能看到国内人著作本极有限,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这 些弱点不难想像,即以蓝所提到的三泉县与牛尾驿,我写作当时本已怀疑,但为资料所 限,又不能亲履其地看看,自是无可如何。其实这类例子一定还相当不少,好在学问本 不是一个人的事,每个人只能尽其在我,尽可能做出自己的成绩,以供大家参考,再做 进一步的工作。你如与蓝通信,请代我谢谢他,并告诉他,若能就拙作再作一番补正工 夫,那是最好。”这是严耕望致刘健明的最后一封信,引录者以为“信件异常珍贵”( 刘健明:《笔耕室受教记》,《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纪念集》,(台北)稻禾出版社 ,1997年),知道信中内容的学者,无疑都会心生同感。从中我们不仅可以领会对待学 术探讨和学术争论的正确态度,体味到一种健康亲和的学术空气,也可以看到中国交通 史研究学者相互继承,代有推进的学术形势。
    断代交通史研究的成果,还有谭宗义《汉代国内陆路交通考》(香港新亚研究所,1967 年),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陶希圣《唐代之交通 》((台北)食货出版社,1969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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