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考古工作的收获，是推动中国交通史研究取得进步的重要条件。
    1957年4月，安徽寿县出土战国时楚王颁发给鄂君启的免税凭证“鄂君启节”。节形如 竹，青铜制成，共4件，其中车节3，舟节1，各有错金篆书铭文，详细规定了车舟数量 、行程期限、所经城邑和运载物品种类。鄂君启节对于研究当时楚国境内的水陆交通提 供了珍贵的史料。鄂君启节的资料发表之后，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殷涤非、罗 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郭沫若《关于 鄂君启节的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收入《文史论集》，人民出版社， 1961年），商承祚《鄂君启节考》（《文物精华》第2集），于省吾《“鄂君启节”考释》 （《考古》1963年第8期），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钮 仲勋《<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一文对安徽历史地理研究的意义》（《安徽日报》1963年1月 8日），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谭其骧《再论鄂君启节地理答黄 盛璋同志》（《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殷涤非《<鄂君启节>两个地名简说》，商承祚 《谈鄂君启节铭文中几个文字和几个地名等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6辑），黄盛璋 《鄂君启节地理问题若干补正》（《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朱德熙《 鄂君启节考释（八篇）》（《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1989年，《朱德熙 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年）等论文相继发表，日本学者船越昭生也著有《鄂君 启节考》（《东方学报》第43号，1972年3月），对出土交通文物的共同关注，成为交通 史研究中的盛事。以文物资料证交通史，逐渐成为许多交通史学者习用的研究方法。
    简牍作为一种重要的极富文化价值的历史遗存，其实极少数是被有意予以特别保留的 ，绝大多数都是当时并不为人所特殊重视，有些是被视为垃圾而遗弃，例如河西汉代边 塞遗址出土的简牍，大多和草渣、畜粪、烧灰等废弃物混杂，有些则是当时作为燃料幸 未烧尽的残片，有些甚至被称为“厕简”。只是渴望借助这些遗存认识当时的历史文化 面貌的后人，发现了它们的价值。历史上曾经有多次重要的简牍发现，几乎每一次都大 大丰富了当时的文化积累，推动了学术发展的进程。19世纪末，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 定（Sven A.Hedin）来到中国西部，开始在新疆和西藏地区进行所谓“探险”活动。光绪 二十五年（1899年），斯文赫定沿塔里木河考察，到达罗布泊北面，发现了古楼兰国遗址 。在1901年3月组织的发掘活动中，得到汉晋时期的简牍120余枚以及其他文物。1903年 ，斯文赫定发表《中亚和西藏》，记述了他发现楼兰简牍的具体情形。可以说，简牍资 料的集中发现，是20世纪学术史中的大事。斯文赫定的重要发现，引起了许多西方学者 对中国古代简牍遗存的重视。中国简牍学于是创生。而近数十年经科学发掘而陆续出土 的大量简牍，为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更优越的条件，当然也为中国古代交 通史研究的进步，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中国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关心交通史研究的学 者，及时认识到简牍资料是中国古代交通史料的富矿。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提供的历史文化资料，曾经引起热烈的学术反响。熊铁基《秦 代的邮传制度--读云梦秦简札记》（《学术研究》1979年第3期），高敏《秦汉时期的 亭》（《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秦汉邮传制度考略》（《历史研究》1 985年第3期）等论文，都是利用睡虎地秦简中的有关信息进行交通史研究的成果。《日 书》作为民间流行的数术书，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关于 “行归宜忌”的内容，体现了交通习俗、交通心理的若干特征，因此也受到一些学者的 注意。（注：如饶宗颐、曾宪通《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专刊（三），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李学勤《睡虎地秦简<日>与楚、秦社会》，《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秦楚行忌 比较》，《秦文化论丛》第2辑，1993年12月，《睡虎地秦简<日书>所反映的秦楚交通 状况》，《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1号，1993年，《睡虎地秦简<日书>所见行归宜忌》 ，《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饶宗颐《云梦秦简日书剩义》（《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 究》，中华书局，1993年）和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往亡”与“归忌”》（《 简帛研究》第2辑，1996年9月）论说较为精当。云梦龙岗秦简中发现关于“驰道”制度 的简文（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云梦龙岗6号 秦墓及出土简牍》，《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4年；刘信芳、梁柱：《 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4-35页。），对于交通史研究也有重要的 意义。
    利用汉简研究汉代交通史，是许多简牍学者予以重视并取得丰收的工作。陈梦家关于 汉简邮程表的研究，关于汉简资料所见烽燧制度的研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 0年），都有重要的价值。收入陈槃《汉晋遗简识小七种》（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 所专刊之63，1975年）的《亭与传舍（附论客舍）》（《汉晋遗简偶述之续》）、《邮驿之 制》（《汉简剩义再续》）等成果，也增益了对于汉代交通的理解。劳干《汉代的陆运和 水运》一文说到“车父”的身份，陈槃、陈直的汉简研究论著中也涉及“车父 ”（注：陈槃：《车子·车父·车卒》，《汉简剩义》，《汉晋遗简识小七种》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63，1975年；陈直：《居延汉简综述·车父的助边》， 《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收入《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 ，此后王子今、李均明等又就此有所考论（注：王子今：《关于居延“车父”简》，《 简帛研究》第2辑，1996年9月；李均明：《“车父”简考辨》，《简牍学研究》第2辑 ，1998年2月。），使得这一社会称谓的指代逐渐明朗。裘锡圭《汉简零拾》中研究了当 时河西地区运输生产中“僦”的雇佣关系的发生和作用（《文史》第12辑，1981年9月） ，对认识汉代交通状况有开拓性的意义。借助汉简资料研究交通史的论著，还有劳干《 汉代的亭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2本，1950年）、楼祖诒《汉简邮驿资 料释例》（《文史》第3辑，1963年10月），劳干《再论汉代的亭制》（《中研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集刊》第53本1分，1982年），《汉代的军用车骑和非军用车骑》（《简牍学报》 第11辑，1985年9月），王北辰《古代居延道路》（《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王子今 《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李均明《汉简所见车》（《简牍 学研究》第1辑，1997年1月），程喜霖《汉简所见关传向过所演变》（《简牍学研究》第 2辑，1998年3月），蔡宜静《汉代居延“就”运探研》（《简牍学报》第17辑，1999年12 月）等。